周子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应量力而行

　　备受瞩目的G20财长会议23日在韩国庆州闭幕。会议发表联合公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代表权过低的国家转移超过6%投票权，同时保护最贫穷国家的投票权”。此次份额改革完成后，中国持有份额将从现在不足4%升至6.19%，居第三位。

　　这一变化显示出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着历史性改变。诚如IMF总裁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所说，“这是这一机构有史以来最大的治理结构改革”，“这一协议相当具有历史意义”。

　　不过，从当前美国在全球经济复苏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中可以看到，IMF配额改革的背后实质依旧是对国际规则制定的一个全方位的利益博弈。根据现有的国际规则，IMF成员份额基于国内生产总值、经常收支、外汇储备等经济指标来分配。成员国需要根据成员份额向IMF缴纳资金，但同时也可获得相同比例的投票权、IMF资金使用权以及IMF发行的国际货币特别提款权。

　　然而，从当前的经济能力来看，由于欧洲的经济增长放缓，整体影响力有所下降，相反，新兴市场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的持续高速增长，不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发展水平都有了一个很大提高，全球影响力也不断上升。而现在欧洲的IMF份额过多，中国等新兴国家的份额则较少，因此为了调整这种格局，应增加新兴国家的份额。

　　从本质上来说，发达国家主导的IMF对于目前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因为实质上还是在为美元的问题提供出路，给美国政府埋单。一个最明显的事实就是，虽然此前IMF表示，要对IMF的席位实行轮流制度，但美国方面表示，反对任何形式的轮流制度。因为这样将全面动摇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从而使得美国的国家利益受到损失。

　　事实上，IMF实际管理和决策在美国，是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目前IMF的总份额为2040亿特别提款权，而美国现持有17.67%投票权。IMF条款规定，基金组织的重要决策必须经过85%以上投票权的表决通过。也就是说，只要美国不同意，IMF无法做出任何重要决策，美国对主导国际货币制度具有一票否决权。

　　这种格局也让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发展中国家向IMF求援时，IMF却不顾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要求其实施财政减缩政策，造成发展中国家损失惨重。此外，一直以来在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时，往往附加开放市场、体制改革等符合发达国家利益的苛刻条件。

　　正是基于对IMF等解决问题能力的质疑，广大发展中国家转而下功夫求自保。在这种背景下，大量的西方媒体和政客以及经济学家不断鼓吹中国经济责任论。

　　值得注意的是，当西方鼓吹中国经济责任论的时候，刚刚结束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有关中国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内容中，出现了“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这一新提法。对此，国内有学者表示，中国之所以选择此时正式提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一是从中国自身发展看，客观上需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权利。同时，中国现已具备足够的经济基础，有意愿也有条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二是从外部因素分析，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声音在很多国际事务中日渐不可或缺，许多经济层面的国际事务，若无中国参与便难有突破。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对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期待也日益看涨。

　　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是一个事实，进一步参与到全球事务中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从当前的格局来看，需要审慎对待。以目前的实力而言，人民币的国际化刚刚起步，离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还有很远的路程。而在已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中，欧美的竞争其实都是左右手互相掰，根本不会动摇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当前的格局依然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实力变换，背后依旧是对国际规则制定的利益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