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灭亲的司法逻辑要不得

　　石兆

　　近日，最高法发布《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对新出现的自首和立功情节进行细化规定。最高法有关负责人透露，此前对于自首和立功，刑法总则仅用了两个条文作了原则性规定，1998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用七个条文作了细化规定。但是，近年来新类型“自首”、“立功”时有出现，刑法和其解释因制定时间早、规定较原则化，已不能完全解决新情况、新问题。

　　而这个司法解释被人所关注的一点，是最高法认为疑犯被亲友捆绑送至司法机关，即使其如实供认犯罪事实，也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可以酌情从轻处罚；交通肇事逃逸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应认定为自首。后者看着还是挺有道理的，前者就很难说了。

　　前者的意思其实是这样：有时候疑犯被家人扭送公安机关，会被认为是自首。以后这样就不行了，但因为这种行为算是大义灭亲，所以在考虑刑罚的时候，可以轻点儿发落。这个逻辑其实挺奇怪的，亲友扭送的话直接奖励也就罢了，犯罪行为现在没有株连一说，因为亲友扭送就减轻刑期，这也算是一种变相奖励吗？我怎么觉得这是一种反向的株连呢？这与犯罪个体承担刑责似乎有所冲突吧。

　　或许有人会说，法律无非人情与道德，既然是亲友扭送的话，亲友自然也是期望通过这种行动表达其对于社会正义、法律尊严的支持，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行动，使得疑犯的刑罚减轻。这个道理倒是也说得过去，不过要是想想大义灭亲这件事本身所蕴涵的道德意义，以及这种鼓励大义灭亲的举动之后果，恐怕事情就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了。

　　其实对这种司法逻辑在古代就有了争议。曾有学生问过孔子，要是古代圣君尧帝的父亲犯了罪，尧帝应该怎么做？孔子的回答是他应该抛下帝位，背着老父亲逃到山的那边海的那边。这是儒家的孝道在司法当中的应用，可实际上历任的统治者是不会这么想的，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大义灭亲”的社会环境，并且把这种道德观深深植入社会当中。

　　这是因为从统治的角度来说，大义灭亲不单是好破案这么简单，更多的是要把国家权力凌驾在所有价值观之上，只有这样才能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社会操控更加得力，这种被超越的价值观当中就有亲缘与血缘的关系。这个价值体系最大的特点，就是国家权力的至高无上性，只有建立这个价值体系，从这个体系出发的大义灭亲才能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

　　而这种观念最终所造成的极端景象，是国家权力全面侵入个人生活与价值观，造成了很多现在看来相当扭曲的现象。文革当中曾有人因为打捞一根被洪水冲走的电线杆而牺牲，因为这是国家财产，最后还被树为模范与典型。这就是国家权力至高无上、所有其他价值观都必须让路之后的产物，以至于发生了这种现在看来无限荒唐的事情。

　　正如一个“彭帅案”的荒唐判决就导致了数十起——如果不是更多的话——老人摔倒没人上去搀扶的事件发生一样，一个看上去似乎很正常的司法解释，也有可能对于我们的社会造成深刻的影响。这个所谓的大义灭亲就会减少刑罚的法律解释，会在社会潜意识的文化当中再次割开一道伤口，使得我们的价值观再次离文明远了一些。

　　作者为资深时政评论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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