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

　　中国和平崛起不是中国的发明，而是时代使然。任何社会都要向现代社会转型，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是过去10年中国值得高兴的事。中国并没有特别独特之处。中国的崛起，完全是接受市场经济的结果。经济自由、社会稳定，这是进入现代以后，任何国家经济起飞的最低条件。

　　横向比较，日本也经历过高速发展期，成为国际上引人瞩目的典型。那时它有终身雇佣制、市场不完全开放、政府介入企业的经济决策等特点。一些人起劲吹嘘日本模式。后来“四小龙”的经济发展，也跟今天的中国大陆相似，又被吹捧为儒家资本主义。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根本上是社会稳定加市场经济和法治的产物，许多所谓特点都是后来必须改革的负担。

　　中国的发展是在辽阔的土地上进行的现代化。有几个关键因素带动了经济发展：一是外向型出口带动战略，这是“四小龙”和日本的经验；二是推进城市化，一个现代国家的城市化应达到70%以上，中国城市化不断发展，也创造着巨大的市场。在两大杠杆带动下，经济发展好像是奇迹，其实是借鉴他人经验，还历史旧债。

　　有人讲“北京共识”、中国模式，讲混合所有制是我们的特点。但混合所有制也不是中国发明的。英国很早就有了，既有资本主义，又有社会主义，既有私营经济，又有国有经济。但国有企业固有的效率低下拖累了英国经济，假如没有撒切尔夫人大刀阔斧的市场化改革，英国不可能走出困境。

　　惟一特别的是新加坡。但新加坡是只有三四百万人口的城市国家，又有健全的法治，对国有公司监督比较容易。其他大国很难复制它的模式。

　　任何市场经济制度，如果产权模糊，代价很大。新加坡的产权很清晰，中国恰恰在这方面吃大苦头。至于私人产权一直受侵犯，是中国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北京共识”另外重要的一条，就是强调政府介入。政府介入经济，恰是中国经济改革代价太高、成本太高的重要因素。

　　我对今后10年经济发展是乐观的，如果不犯大错误，经济仍会比较快速发展。但有三个问题值得认真关注：一是私营经济能否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是不是真的除了法律禁止以外，各个行业都能进入？在贷款和经济活动各个环节，是不是真正享受了平等的国民权利？这事关经济自由是否落实，经济转型有没有扎实的制度基础。二是财产权能否得到切实保障？暴力拆迁、官商勾结、司法腐败的根源都与此难解难分。三是希望全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如医疗、养老、国民义务教育、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保障都妥善解决，大部分人能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袁伟时(摘编自1月24日《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