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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质疑余秋雨涉嫌侵吞国有资产

发布时间:2011年03月04日 14:23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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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见习记者 李仁平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23日完成网上发行申购和网下申购缴款,发行价为每股16元,募集资金11.2亿元。位列徐家汇第十大股东的知名学者余秋雨身家暴增8298.24万元,投资10年回报率高达34倍。一时间,关于涉嫌国有资产流失的说法躁动坊间。

  余秋雨入驻徐家汇是巧合?

  “内部职工股”是指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股份公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面向本公司职工发行的股票。据了解,1999年以前,企业上市时都会从发行额度中切割出一部分,由内部职工按公开发行定价自愿认购,徐家汇的职工股也是这样产生的。

  然而,当新股成为“大肥肉”时,内部职工股成为了权力的觊觎对象,大量职工股通过潜规则流入社会,引发了一系列投机行为,造成“内部股公众化,法人股个人化”等问题。有些公司拿职工股当行贿的工具,以使公司获准上市。为了遏制这一腐败乱象,1998年底,证监会决定停止发行职工股,并规定凡是有职工股的企业,必须清退后才能上市。

  徐家汇转让职工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由此可见,当时公司管理层已经有了把公司进行改制上市的想法。余秋雨入股徐家汇之时,公司要上市已经是不争的公开事实,余秋雨要做的就是等待上市的时间。

  一位对徐家汇有所了解的知情人士说:“徐家汇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有了上市计划,这并不是秘密。包括余秋雨在内的很多股东都是冲着徐家汇上市而去的,只不过由于当时各种条件不成熟未能成功推动,这一等就是十年。”

  余秋雨斥资241.22万元购入了1.5%的股份,每股受让价格为2.92元。经过股份制改造转增股本之后,余秋雨持股数量增至目前的518.64万股。剔除公司现金分红等因素粗略计算,余秋雨的持股成本仅0.46元左右。据一些信息披露,加上分红,这些原始股东没有支付成本。

  一位了解徐家汇的匿名员工说,徐家汇的42位自然人股东,借着公司的上市都完成了资产暴富的神话。

  根据徐家汇公告显示,其招股书中还有公司总经理金国良等自然人股东,金国良是自然人股东中的最大股东,持4.49%的股份;在其他大股东中,有三个人是“一家三口”:孙庚祥、俞杏娟和孙玉婷,3人共计持有发行人股份超过1728万股,约占总股本的5%。余秋雨持有518.6万股占1.25%的股份位列第十位。如果余秋雨暴富是运气好,那这些人是否都是巧合呢?

  为什么是余秋雨?

  关于余秋雨是否有侵吞国有资产之嫌,其如何拿到徐家汇1.5%的股权是事件的关键。

  徐家汇商城集团总经理徐春华介绍了当时的受让经过,2001年12月,职工持股会决定将所持有限公司的24.5%股权按照不低于每股2.85元的价格转让。根据当时国资从竞争性领域逐步退出的国企改革精神和外资进入商业领域所受的限制以及有关规避同业竞争的要求等因素,同时为符合《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不能超过50人的规定,最终确定职工持股会所持股权受让方的范围为除国资和外资以及商业企业以外的符合法定要求的法人和自然人,以选择一家有实力的非国有企业受让全部股权为首选。

  当时,公司先后与多名有意向的潜在投资者进行了联系洽谈,但其中不少公司考虑了产业方向、投资风险等因素后,最终没有受让股权。在当时能联系到的法人和个人投资者中,最后同意按每股2.9239元价格以现金受让股权的只有2家公司和4名自然人,其中一名就是余秋雨。

  公司改制出让职工股,退出来的职工股必然要有人来接手,关键问题是由谁来接手?怎么选择受让人?机会是否均等?

  徐春华介绍,余秋雨与徐家汇的结缘要追溯到1998年。当时正值亚洲金融风暴,上海多家热门商圈的百货公司相继关门歇业或转行。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年9月汇金百货进驻徐家汇,逆势开业。为了提升汇金百货的消费等级,提高知名度,公司制订了“以文养商,以文兴商”的文化营销策略。

  余秋雨作为上海的文化名人,尤其是他在《文化苦旅》散文集中有这样一句话:“如果要把上海文明分个等级,最高一个等级也可名之为徐家汇文明。”因为余秋雨对徐家汇的认同,公司当时就邀请了余秋雨作为汇金百货徐汇店的开业剪彩嘉宾。随后几年,有些以文化营销为主题的活动策划,公司也咨询他的建议。就这样,徐家汇认识了余秋雨,后来在2001年六百改制的时候才会考虑到他。

  在余秋雨进驻徐家汇的前史介绍中可以看出,之所以选择余秋雨是因为其与徐家汇的私交,在股权的获得机会上有不平等之嫌。当时是否存在“关起门来将原始股分配给关系人”的情况,这些情况现在很难被外界所知。当然,徐家汇上市也不只有余秋雨一个外部自然人。

  “救急说”立论不足

  余秋雨本人曾在2010年的回忆录《我等不到了》中描述了他和徐家汇商城的故事。其中写道,当时还叫“上海六百”的徐家汇要从国营转制为股份制时,他曾遇到过该公司的一位经理。他问余秋雨能否“在他们转制的困难时刻参一点股”,因为商店的职工都是余秋雨的忠实读者,如果余能用写书的稿酬参一点股,一定能“提升他们的信心,稳定他们的情绪”。

  书里写道,他当时对“上海六百”未来的前景并没有把握,但最终决定参股。他做出入股的决定并不是因为那位经理的悲情动员,而是在30多年前,“上海六百”的一位“长得像观音菩萨”的女职员曾经让他用仅有的三元钱买了一套棉衣,在冰天雪地中活了下来。

  余秋雨进入徐家汇时,真金白银出资241.22万元,那个年代,上海市中心房价还是以千元计算的,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首付大约只需15万元,把240多万元按照首付三成全部在上海市中心买房的话,240万元能买16套。一套棉衣让余秋雨拿出240万,逻辑性不免让人生疑。而沪上能拿得出200万元现金的主儿,想必大有人在,为什么选择了余秋雨,确实也有令人不解之处。

  《中国经济周刊》消息,2001年1月,徐家汇商城集团将其所持徐家汇10%股权转让给上海市商业委员会下属国有企业上海市商业投资公司的转让价是每股4.70元。余秋雨受让价格2.9239元,对比之下,余秋雨等人确实是捡到了“便宜货”。

  外部股东借职工清理之机,进入股东行列并获利丰厚的,岂是只有余秋雨。2002年,千金药业2/3内部职工股被清退,湖南涌金投资公司得以每股4.8元的低价进入。随后的2004年3月,千金药业挂牌上市,期间每股价格飙升至44元以上。职工股隐退的结果就是财富和利益实现转移,而隐退过程中鲜有人询问价格是否合理?机会是否公平?

  徐家汇商城是国有控股公司,其股权分配机制与利益分配机制由谁主导?纳税人作为国有资产的真正拥有者,知情权是首先应该保障的;其次,纳税人的收益权应该得到保障,代表纳税人持股的机构无权将利益转赠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