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元年 理性的进步

　　文/米萌

　　2010 年至少有三件事，将深远地影响中国社会公司化的进程，改变公司 及其利益相关方的心智模式

　　新年伊始，这实在是一个极格式化的词；不过，在 2011 年的 1 月，要提笔写点什么，这却又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词了。之所以说“伊始”，是因为刚刚过去的 2010 年留下了太多伏笔，留待着新的叙事。

　　在不少历史学家眼里，上一个世纪几乎就是社会公司化的进程。社会公司化不仅仅指的是大量的私营企业诞生，并且在经济社会运行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力量，社会公司化还包括许多公共职能机构和 非营利组织，他们采纳公司化的治理和运营手段。在此期间，公司的力量根须般无声扎入各个角落，公在重塑社会的同时，也同样被社会重塑。

　　然而，上述所言的，并不全然发生在中国。准确地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不过是刚刚跨过那道门。 在我们看来，甚至可以将 2010 年视为中国公司的元年，我们认为，2010 年至少有三件事，将深远地影响中国社会公司化的进程，改变公司及其利益相关方的心智模式。换言之，2010 年的伏笔将开启中国 社会公司化进程即将到来的宏大叙事。

　　说来也巧，在我们视为将深刻改变中国商业的三件事，竟似约好般从年头到年尾依次发生：

　　2010 年 1 月 23 日，富士康 19 岁的员工马向前在富士康华南培训处的宿舍死亡；两个月后，这家 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似乎被诅咒般，在连续三个月的时间里发生了十几起员工自杀事件，世皆愕然。

　　人们下意识地反应：这到底是怎么了？于是，我们开始反思效率与速度，在数字之外，我们还应 该关注什么？金钱不眠之时，我们是否要寻找或是重塑缺位的文明？

　　十年之前，入世盟约将中国与世界绑定，中国商业的发展自此再也无法从全球化中单独逃逸。从焦虑忐忑到发现机会，中国企业开始追求世界级的规模与效率。我们用十年的时间，将泰勒的科学管理法用得渐臻入境，中国制造因开放而盛放，中国制造的标签贴满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本该值得骄傲， 如果没有十三位年轻人的悲剧。

　　在富士康事件消停大约三个月后，一则上市公司公告将中国最为知名的家电连锁企业国美电器的董事会之争，迅速演化为街知巷闻的公众议题。这场大股东与董事会围绕公司控制权的争夺战，是如此之戏剧化，加之媒体推波助澜，它竟成了一场类似于直播的商业大剧，直接的效果则是吸引了越来越宽泛的人群参与到事件的讨论中。历时两个月的你来我往，个中的是非曲直，紧扣公司治理的制度设计， 也同时触碰了中国文化中核心的伦理价值，比如忠与奸，利与义，礼与蛮。

　　两个月之后，另一则公告将人们的眼球从国美事件上转移走。腾讯发布公告，在装有 360 软件的 电脑上停止运行 QQ 软件，自此成就了一个网络流行语——我们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腾讯与 360 之争，折射出来的是中国公司普遍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心智模式。

　　企业家未曾去思考的，有些人已经给出答案。

　　公司的力量在于，通过公司管理实践的进化，能够更有效地配置资源。因此，管理的永恒主题总是如何有效地组织众人的活动来利用环境资源，进而实现策略的目标。它永远事关“如何激励个人行为”、 “怎样组织集体合作”、“为什么要顺应环境”、“强调什么策略能力”。但是，对应不同的时代，我们追求不同的目标；同样的命题，我们给出不同的回答。

　　在过去的十年间，从管理学领先的五大期刊(AMJ，AMR，OS，ASQ，SMJ)发表的研究可以看出， 人的个人心理身份、集体心理身份以及社会心理身份的认同过程成为近十年的关注要点。如果过去的管理可以用“让人更有效率”来概括的话，这十年，管理者最关心的则是：“让效率更具人性。”

　　如何让效率更具人性？一批学者开启了积极心理组织学(positive organization scholarship)的研究。 他们认为，管理者要以积极正面的心理活动作为微观管理的主要对象，通过积极的语言、正面的互动、健康的目标、鼓励的行动、平等的沟通、正义的程序等方式在组织中普及积极的心理和正面的行为。它们可以推动和滋养个人的“盼望”心理活动。人靠希望以自救。“盼望”的心理情结和能力牵引出勇敢的、坚毅的、持久的个人与组织行为。在极端恶劣和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它是组织自救自新的唯一道路。

　　高度不确定性，这恐怕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为了应对环境的突然变化，组织得不断地调整和变革。变革要求组织成员解散既定的角色互动关系，建立新的角色和互动关系。而信任则是由混乱快速导入合作阶段的组织原则。但值得信任不是抽象地发生在组织和个人之间。它一定是在两个人的相互关系中被感知、被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