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性的互动需要成为常态

　　祝乃娟

　　近日，山西省纪委、山西省委组织部为进一步严肃换届纪律，畅通反映渠道，联合公布260名各地纪委书记、组织部长手机号码和电子邮箱。据悉，这是为了在山西省换届期间增加工作透明度，对违反规定环节进行有效监督。

　　公布之后，社会开始下意识地去“检验”这些电话和邮箱的确凿性以及畅通性。其实，这种一呼百应的情况在一些大城市的市长接访日里就屡见不鲜，其热闹场面不亚于排队买楼。这从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日常生活中民众种种问题与利益诉求依然缺乏反映渠道，也说明了在民众心目中，政府这个概念依然是一个抽象概念，它几乎依然是全能的，民众依然对其充满了具有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的想象。比如晋城市组织部长范丽霞说，她也接到一些非管辖范围的投诉，比如拖欠工资、征地拆迁等。

　　这种非常规的公布相关官员的电话号码的做法尽管在短期看起来是比较有效的，也能让群众感受到政治体系想与民众加大互动、接受监督的良好意愿。不过，长期来看，对官员的监督应该将重心放在制度构建上，依靠一些非制度的因素与力量来实施监督注定是不可持续的，并且其中也会充满着各式各样的弹性。

　　这种干部监督也令人联想到了反腐，目前，反腐将重点前置于制度反腐和源头反腐，这种方向是光明的，还需要辅以合理的方式来实现。一些地方曾经出台的一些形形色色的审查官员个人生活，以及依靠官员配偶来监督的做法并不宜推广，这不仅在某种程度上侵犯了这些官员作为个体的权利，也没有将反腐的重点落在制度建设方面，这并不是一个成熟的权利社会应有的思维。

　　或许会有人说，官员因为握有一定的公权力，所以就应牺牲一定的个人隐私权，但是，即使如此，这样的“牺牲”也是不得要领的，比如依靠配偶反腐的做法，其中仍可能带有很大的主观色彩与个人情感因素，而不像一些国家那种普遍的财产公示制度，对所有的官员都是一种冷静的公平，官员们依法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其中并未夹杂一些家庭感情、个人色彩等因素。

　　坦率地说，有多少官员的电话是畅通的或许并不是最重要的，也不应是社会关注重点。重点在于，应该探讨如何才能实现良好的用人机制，这既包括以透明度来避免换届中的舞弊行为，又包括需要保证人尽其才。这需要对干部录用和考核引入一些组织管理学的理念，比如在换届中要求相关官员对其工作岗位的描述详尽而有说服力，并且，应该要求其对未来工作的设想多点建设性、多点可操作性、多点量化标准，而少一些含糊其辞的价值评判。除此之外，对于干部用人机制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要求官员与民众的真实互动，将其领域内的民意充分收集起来，充实自己对未来工作的设想。正是因为民意反映渠道比较匮乏，所以，这种非常规的加大民众与政治体系之间互动的方式才引起了极大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