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蔚冈：谁给农村的父母养老

　　■公民话题之傅蔚冈专栏

　　中国的未富先老正在成为现实。以上海为例，截至2009年底，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22.54%。人口结构的变化给这个城市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老龄化与少子化，使得上海的养老保险面临巨大的压力。我国现有的养老保险制度是以现收现付制原则而建立的，这意味着目前的养老保险是以同一个时期正在工作的一代人缴费来支付已经退休一代人的养老保险金。现收现付制最大的特点是完全依靠当前的收入去支付现在的支出，以支定收，从而避免了在完全基金制下基金遭受通货膨胀而贬值的风险，从而能够对基金进行有效的管理。由于现收现付制是下一代人养上一代人，因此具有代际之间的收入再分配功能。

　　但是这种模式的局限也是明显的，它只可在人口年龄结构年轻、保障范围较窄、支付标准较低的情况下才能正常运行；如果经济不景气、人口出现老龄化、支付范围和标准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就会出现缴费比例过高，当代负担沉重，资金筹集困难等问题。

　　据上海市民政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上海的“老年抚养系数”达32.6%，表明上海要三个多劳动力才能赡养一名老人。由于适龄劳动人口数量的减少，上海老年抚养系数进一步快速上升。目前在职员工所支付的“四险一金”中，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已经成为整个社保体系中所占权重最高的支出，分别占到48%和22%。目前企业和个人在养老这一块的负担已经很高，而人口老龄化的走向在未来却根本没有改变的可能。如何维持养老保险体系的政策运转，已经成为一项艰巨任务。

　　不过在笔者看来，上海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不需要为其社会养老保险而发愁。以目前的统计数据显示，每年上海都要新增将近60万的常住人口——— 这里面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年轻的壮劳力，只要目前户籍制度不变，且城市化还在持续之中，那么上海的养老保险资金基本无虞。

　　在进城的人群中，那些刚刚从农村户籍转为城市户籍的年轻人，他们是这个制度下的负担过重者：他们既要为城市里的已退休人员缴纳养老金，同时还要为自己在农村的父母进行强制储蓄———因为他们的父母并不能够从当下公共的养老体系中受益，而只能是通过私有化的方式解决。

　　类似地，那些进城务工者绝大多数都无法取得所在城市的户籍。但是他们还是要和城市居民一样缴纳养老金。在养老金异地转账并没有实现、且农村尚未开始养老保险的时候，他们所缴纳的款项绝大部分都被留在城市，为城市里的养老保险作贡献。但是自己或者自己父母的养老保险，只能通过自己的储蓄来解决。

　　换句话说，当城里人说养老负担过重——需要3个以上的人才能负担一个已退休职工的养老金时，刚刚进城的农村子弟同时还要负担其乡下父母的养老。尤其是那些80后和90后，其负担更加让人堪忧——倘若算上计划生育的缘故，独生子女的农村弟子将是一人负担两人的养老，而城市人则是三人负担一人。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其本意是给社会的弱势群体提供帮助。社会养老体系作为其中的一种，也是遵循这一原则而建立。不过中国社会养老体系的运行和实施的效果可能恰恰相反：那些最需要由社会提供救济的弱势群体并没有获得保障的资格，而原先的利益占优者，往往也是养老保险体系的受益者。在30余年的计划体系中，农村和农民作为计划剪刀差的受害者，承担了工业化的成本。但是自市场经济之后，由于制度惯性的作用，养老保险中并没有将绝大多数的农民纳入其中。当城市里的退休工人可以获得退休金时，农村中超过60岁的老人还是只能够以自己的劳作或者子女赡养费为依托。一旦体力不支或者子女出了意外，其老年生活往往苦不堪言。

　　是到了改变这种制度的时候了！当城里人在为三个劳动力才能够赡养一个老人而担忧时，谁又曾想过刚进城的农村子女是要一个人负担两个人的养老？如果能够了解到新进城者的负担，是不是要有特殊的制度安排——比如对个人所得税的税务负担作特别安排？当城市在迈入老龄化时，我们必须考虑到那些不仅给城里人解决养老，同时也要负担农村父母养老的这部分特殊群体的多重负担。这部分人的制度安排妥当与否，将直接影响今后二三十年中国城市化能否顺利实现。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