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放者归来

　　□ 庄秋水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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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735年10月8日，大清的第三位皇帝雍正龙驭上宾。朝廷的文书并未说明皇帝罹患何疾。于是，民间开始流传雍正暴死的种种版本。版本之一，是雍正为刺客所杀，头颅亦被携走，清廷只好以黄金铸造一颗假头下葬。《清朝野史大观》言之凿凿，这位入宫行刺的侠女，为“留良孙女某，其剑术之精，尤冠侪辈”。

　　这自然是小说家言。事实上，在雍正严密的搜捕之下，吕氏一族怎可能有逃脱者？这位皇帝放过了曾静和张熙——策反川陕总督岳钟琪的直接主事人，但痛恨吕留良则是到了极点，屡屡形容他“恶贯满盈”“人神共愤”“天地不容”。最后对吕氏的惩罚也极为残酷：死去多年的吕留良和长子吕葆中被开棺戮尸，次子吕毅中斩立决，孙辈免死，流放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与披甲人为奴。为了确保无一吕氏后人遗漏，雍正密谕浙江总督李卫，严厉督察地方官，细细查访，“稍有丝毫疑情，即行根究到底”。

　　1730年9月，李卫上奏，果然找到了一个漏网之鱼。吕葆中的续弦曹氏，在丈夫过世之后便削发为尼。由于不在族谱上，她差点就躲过了厄运。这个遗漏很有可能触发了民间的灵感——野史里安排吕四娘是曹氏的女儿，学习剑术，长大后混入皇宫为家族复仇。

　　真实的历史则远没有这样痛快淋漓。从顺治十二年陈嘉猷被发往宁古塔开始，这里便成为清朝流放重犯之地。吕氏子孙栖身于城西大路旁的小屋内，寒意穿透躯体，冻雪堆砌如墙，北风穿堂而过，弦月独眷离人。从温暖的南方浙江嘉兴来到奇冷的北方，生活极尽危苦和寂寞。五年之后，继任皇帝乾隆发布上谕，那些曾为职官和举、生、监出身的流放者，一概免其为奴，于戍所另编入旗，出户办差。吕氏子孙因此被解除了奴仆身份，到驿站当差。清廷规定，发配的流人及后裔不准仕进和一切政治行为。但和千百年来大部分顽强的中国人一样，只要稍留空间，他们便能给自己打造出一片天地。吕氏后人发挥所长，行医，经商，坐馆，30余年，居然风生水起。

　　曾孙吕敷先读过书，后做生意，很快拥有了自己的铺面，与林海雪原里的原住民族交易貂狐皮张，收入十分可观。他还把闲置余钱放租，在宁古塔旗下包放账目，后来居然赚下不菲家业，计有房产165间，地414晌（约合6210亩）。然而，按宁古塔官署规定，流人们必须每五日去点一次卯。这不但是苦事，也影响生意。于是吕氏子孙筹划摆脱，其方便之法便是捐纳一个监生。所谓捐监，是清代的一项政策，准许百姓出资报捐以取得监生资格（国子监肄业文凭）。

　　他们渴望摆脱流亡者身份，甚至未曾料及可能的风险。吕懿兼先行一步，向堂侄吕衡先和吕念先挪借60多两银，再加上自己的积蓄，共125两，写了三代履历，托吕衡先铺子里的伙计进京时代捐。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他如愿以偿。吕敷先复抵价房契，托一位江苏来的人参商人到京城捐纳。令人惊奇的是，户部所发的四张监照上，吕留良的名字赫然在列。难怪吕家人被告发后，乾隆盛怒：“前即幸为开户，今复妄思溷厕衣冠，情罪尤为可恶。”1775年，厄运再次降临，吕氏家族辛苦积累下的财富被抄没。吕懿兼、吕敷先及家属，再度被赏给黑龙江披甲人为奴。吕衡先、吕念先及家属，也被遣送到齐齐哈尔水师营当差。帮助吕氏子孙者，也在宁古塔被枷号两月，满日后还被打了30大板，发回原籍管束。

　　经此一番摧折，吕氏子孙被永远禁止考试捐纳。吴越歌吹，杨花楼阁，永驻乡梦。他们从此谨慎小心，以塾师、医药和商贩为业，开齐齐哈尔读书的风气。民国元年，章太炎到齐齐哈尔祭奠吕留良，盛赞“至今用夏变夷之功亦著矣”。民国五年，浙江省督军吕公望曾致函吉林省公署，请把清朝流放宁古塔的吕留良和严鸿逵（受吕案牵连）的后裔遣回浙江，此时，宁安县和黑龙江的吕氏后人已有71户，498人。然而因吕公望辞职，这一迟到的平反不了了之。

　　1935年，陈垣先生见到一位温文有礼的青年吕永泰，他毕业于辅仁大学教育系，其家在黑龙江省城做生意。当得知他是吕留良后人，陈垣与之相对唏嘘良久。吕氏后人终于走出了宁古塔。

　　作者为杂志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