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言政之吴向宏专栏

　　我在上周专栏《人口太多会拖累发展吗》里，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所谓“人口极限说”，也就是认为目前中国(以及世界)人口已经多到接近一个临界值，即将超出环境、资源乃至整个地球的承载能力，这个说法在我国国内的各种报道、文献中，一直被描绘成仿佛是一条确凿无疑的科学原理。但事实上，它充其量是一条未经证明的假设，而且争议极大。我还以中国的人均农业用地(前文误为“人均可耕地”，是我翻译错误，特此更正)的指标为例，表明，中国的人均资源其实也并不像很多人误以为的那么紧张，在世界上的排名我们其实是中游。而那些人均资源更紧张的国家，并没有实行我国这样的严厉人口控制政策。

　　这篇文章引来一些朋友们的质疑。有人就反驳我说：虽然“人口极限说”并未经证实，但是也没有证伪啊。别的国家不因此而采取计生措施，不能算错；但是我国采取了人口控制措施，也可以说是未雨绸缪，同样有理啊。

　　对此，我的答复是：如果真是未雨绸缪的政策，那么，我们不但要严控人口，更重要的，是应该严控经济发展速度。而我国目前在严厉限制人口增长的同时，却大力鼓励经济高增长，甚至曾制定“年增长率不得低于8%”这样的目标。这两个政策完全是自相矛盾的，而且，经济政策完全淹没了人口政策的效果。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所谓“极限理论”，即使它确实成立，其准确说法也应当是“人类资源极限”而不是什么“人口极限”。亦即，人类可持续利用的资源总量是有限的。每年消耗资源如果超出某个总量，就会导致不可逆的生态灾难。要害是：人类消耗的资源总量，等于总人口乘以人均资源消耗量。而后者，又是和人均消费——— 人均收入——— 人均GDP呈正相关的。当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单位GDP的资源消耗也会减少。但是，从中国的实际数据看，至少在我国目前这个发展阶段，二者几乎是正比关系。以能源消耗为例：官方提出单位GDP能耗每年要减少4%，这个目标实际上连年未曾达到。即使达到了这个目标，那也意味着：中国人均GDP每增长1%，人均能耗就要增加0.96%。

　　从实行一胎化人口控制政策的1980年开始，到去年为止，30年来，中国人均G D P累计增长了14.2倍。按照上述0.96%的增幅，相当于人均能耗增长了13.6倍，或1360%。而同一时期呢？按照官方满打满算的估算，这30年中国“少生了3亿人”(一说少生4亿人，是从1970年起计算)。以1980年中国9.87亿人口为基数，一算便知：30年来，动用庞大的行政资源，维持一个全国性的人口控制体系，持续不断努力的结果，不过让中国人口总数减少了30%而已。在1360%的人均消耗增长面前，完全是杯水车薪！为了更说明问题，让我换一个角度再阐述吧：过去30年我国人均能耗年增长为9.1%。那么，即使中国总人口保持不变，只需要仅仅3年时间，中国总能耗就将再增加30%。也就是说，3年的经济增长，将完全抵消30年人口控制政策的“成果”。

　　结论是很显然的：如果中国的资源真的接近了“极限”，生态环境濒临崩溃，那么，仅靠采取人口控制政策，是完全无效的。比如有人说中国极限人口是16亿，比目前的13.4亿人口仅仅多19%。这听起来真是骇人听闻。假若这个“极限”是真的，那么，即使中国人口保持不变，只需经济按目前速度再增长2年，中国的人均能耗就将达到所谓极限值。至于其他资源，视其消耗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比例关系，或许有所不同，但我估计再多也维持不了10年的经济增长。因此，唯一的明智做法就是：像严厉控制人口一样，紧急停止中国的经济发展！

　　不要以为我这是在恶搞。上世纪70年代末最著名的环境学派“罗马俱乐部”，也是“资源极限论”最著名的鼓吹者，他们开出的药方就是“零增长”！应该说，上世纪70年代的确是“生态极限论”最为喧嚣的一个时期。中国从1980年起实施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显然是受到了罗马俱乐部思想的影响。经济策略上走上了追求高增长的路线。

　　如果中国坚持目前的高增长策略，那就说明我们实际上并不承认“资源极限论”。其实，这恰恰也是世界各国政府目前态度的现状：没有几个政府真正把“资源极限论”作为制定国家政策的依据。经济增长仍然是世界各国政府优先追求的目标，同样它们也没有听从罗马俱乐部的建议进行人口控制，相反不少政府还在鼓励生育。它们的人口政策和经济政策，因此是和谐一致的。 (作者系商界从业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