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一方面意味着货币职能作用地域和领域的扩大，这会给我国的货币政策带来冲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夏斌强调，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不可避免要触动资本账户与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问题。因此，与人民币国际化相伴，特别需要关注资本账户开放和汇率自由浮动区间的政策搭配和进程。

　　在2011年第15期《中国金融》上，夏斌的署名文章《国际货币体系缓慢变革下的人民币国际化》，对上述观点进行了阐释。

　　夏斌判断，未来中国汇率制度的方向，将会融入当今国际经济主导的浮动汇率体系。但在今后八九年内，中国经济面临的大量改革难题与世界经济金融不确定的态势，决定了在汇率制度上，可能将继续选择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然在浮动区间、浮动频率上更趋于市场化，篮子中货币权重会有所调整)，而非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度。

　　他认为，这一战略选择可能是较符合中国经济特征需求的。

　　“人民币国际化是在中国汇率已出现有关浮动，但没有完全浮动，仍存在资本账户部分管制的情况下推进的。”夏斌称，这意味着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是要采取与世界现有主要储备货币不同的形成道路，是史上未曾有过的模式。

　　他认为，当前要加快推进人民币区域化进程，与此同时，仍要始终不渝地充分利用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相关力量，改善国际货币体系，对现有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滥发行为，进行适当的约束。支持各地区“货币区域化”和货币金融合作，为人民币的国际化预留空间。特别是在积极推动亚洲金融合作过程中，求大同，存小异，积极塑造人民币在亚洲区内“关键货币”的良好形象。

　　夏斌指出，在中国当前的货币运行机制下，短期内，人民币国际化会进一步加剧外汇储备的积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风险不仅在于国际化本身对一国货币政策的影响，更在于推动资本账户和汇率变化的转轨过程。后者属于“转轨”风险，是“价格管制”放松可能导致的风险。因此，降低风险的根本之路，在于尽快推动国内金融的市场化。只有这样，资本账户开放和汇率浮动才能形成“水到渠成”之势。如果国内问题在短期内无法解决，则应尽可能减少由于资本账户管理和汇率过快的、不切实际的“转轨”带来的冲击。(闫立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