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二连三的债务问题震惊全球金融市场。金融危机“仿佛并没有走远”,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只不过由“私人债务”演变成“主权债务”。

　　令人担忧的不仅是这些国家的债务规模,而是偿债能力。一国的偿债能力取决于其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速度。观察这些陷入债务困境的国家,有两个明显的特征:“老龄化”和“高福利”。

　　2010年,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世界平均水平为7.6%,而日本为22.7%,南欧(包括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为18%,英国为16.6%,美国为13.1%。

　　有学者提出,“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在于人口结构老龄化”,老年抚养比高,储蓄率下降,资本形成减少,必然拖累经济增速。实际上,很难指望老年人“健步如飞”。而高福利社会中养成的高消费习惯很难自动调整,“勒紧裤带过日子”更容易“酿成社会危机”,在“选票政治”激励下,唯有不断扩大财政赤字,导致政府债务居高不下。

　　有例为证。医疗产业是美国最重要的产业之一,根据美国卫生部预测,2009年美国在医疗方面的支出达25095亿美元,约占美国GDP的17.6%,到2018年,美国在医疗方面的支出将达到43532亿美元,占GDP的20.3%。随着老龄化加剧,医保支出将越来越庞大。

　　支出增加,收入却不一定增长,这些“老龄化国家”的偿债能力隐忧,为我国巨额外汇储备资产拉响警报。作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我国目前的尴尬是,一方面要求“他国应切实减少赤字”,另一方面,却不得不大笔购入“美债”、“欧债”、“日债”。

　　换一个角度分析,迈入老龄化社会的这些国家目前所遭遇的偿债困境,对我国也是一种警示。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达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这是一种标志性时刻,这意味着我国也正进入老龄化社会。

　　翻一翻“国家账本”,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支出增加,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天平将由“盈余”向“负债”转变,尽管我国目前仍是世界最大债权国。

　　专家提出,从人口结构变化的角度看,我国需要重塑国家资产负债能力。在资产方,实现国有资产增值保值,在外汇资产安全的前提下提高投资收益,面临巨大考验;在负债方,构建社会保障网,消除地方政府负债隐患,值得探索。

　　我国人口特征决定了,未来各种经济关系的调整,都将在“人口老龄化”大背景下进行。避免重蹈目前正在痛苦中挣扎的“老龄化国家”的覆辙,尤须“未雨绸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