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东亚尤其是“四小龙”，情况有很大的不用。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来促进经济发展，形成了学界所说的“发展型政府”(developmentalstates)，政府不仅主导产业的发生和发展，而且积极引导产业的升级。学术界，这方面有大量的文献。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主动采取有效政策，进行社会制度建设，培植中产阶级，从而避免了类似西方早期具有暴力特征的工人阶级运动。日本政府在进行社会制度建设的同时，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通过类似工资“倍增计划”等政策，提高劳动者工资，扶植中产阶级的成长。香港、韩国和台湾大力扶植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造就了有利于公平性经济增长的经济结构。

　　这里，日本和韩国的企业集团值得强调。正如人们所看到的，日本和韩国的大型企业集团，在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国际竞争力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大型企业集团的产生和发展，是政府和企业联盟的结果。没有政府各方面的大力支持，这些民营企业很难实现日后的大发展。支持这种发展模式的人称之为“东亚战略型资本主义”，但批评者(主要是西方学者)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前者指向政府和企业关联的优势，后者指向这种关联的劣势。新加坡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制度建设方面更是典范。从社会阶层变化来说，东亚社会的中产阶级从产生到壮大，花费了比西方短得多得多的时间。这是政府和企业合作的功劳。

　　充分利用市场的角色

　　和苏联及东欧共产主义不同，东亚政府不仅容许市场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更为重要的是创造制度条件，促进市场的发育和成长。苏联东欧模式就是政府和社会的结合，消灭资产阶级和市场机制，代之以完全由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东亚社会拒绝这条当时非常激进的选择，而是走上了利用市场机制加政府干预的道路。日本和韩国政府大力扶植民营企业，政府动员大量的资源，投入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产业，使其产业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相竞争。台湾政府也通过类似的政府政策，在大力扶植战略型产业的同时支持中小企业。香港尽管是典型的自由市场，但政府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即通过法治来保障自由市场的运作。

　　新加坡比较特殊。新加坡发展出一个庞大的政府产业(政府关联企业和政府投资企业)，这和其他经济体不同。但是，在充分利用市场这方面，没有重大的区别。新加坡的国有企业和苏联东欧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完全不同。道理很简单。在新加坡，企业是企业，企业的运作必须符合市场规则，政府不会保护自己的企业免受市场的竞争。因为对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的充分运作，东亚经济体在很短时间内赶上了西方。

　　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四小龙”政治精英也选择了一条不同的政治现代化道路，那就是既不拒绝民主，也不是为了追求民主而民主。二战后，在政治发展方面，发展中国家分为两个阵营，一个阵营就是拒绝民主化，一个阵营是为了追求民主而搞民主。拒绝民主的案例很多。很多国家在反殖民地斗争之后获得独立，不过政治精英最终走向了个人独裁的道路。在东亚“四小龙”，权威主义体制不是为了领导人的个人利益，而是为了集中资源从事经济社会发展，因此集权和发展是这些经济体的主要特征。但在个人独裁制下，领导人往往是为了个人和家族的利益，而非社会和国家的利益，腐败和落后是这些社会的主要特征。

　　在政治上，很多国家在反殖民地独立后实现了民主化。但这并不是说这些国家已经具备了民主化的基本条件，而是一些政治精英或者为了自己的理想，或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人为引入的。引入民主化的往往是这些社会在西方接受教育的那些年轻政治家。但在亚洲“四小龙”，这方面比较理性。领导人首先专注的是大力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培植民主制度所需要的各方面基础。当社会的大多数出现民主要求的时候，能够“自然”民主化。当然这里不是说，来自社会的压力不重要，而是说当这些政治精英面临社会的民主化压力的时候，不会像其他一些专制社会那样，千方百计地阻止民主化的发生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