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法国民主联盟领导人雷蒙·巴尔与支持者握手。在阿巴斯看来，政治人物向选民伸出手的时候是表演感最强烈的时候。

　　2005年5月12日，时任法国内政部长的萨科齐在人民运动联盟的集会上演讲

　　阿巴斯(Abbas) 是一位伊朗移民之子，1944年出生于伊朗和阿富汗边境。八岁的时候，他随父亲移民法国。现在已经在法国生活了60年。在这60年里，他有超过一半的时间在玛格南图片社做摄影师，从1981年一直到现在。

　　记者向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和移民背景有关。在巴黎期间，记者碰见过一位出租车司机，他也来自伊朗，自1979年霍梅尼革命时来到法国，后来加入法国籍，与当地人结婚生子。他告诉儿子，如果有一天法国和伊朗打仗，儿子要为法国而战。这个问题，阿巴斯会如何回答呢？

　　“这是一个假设性问题。我不回答假设性的问题。”他的无框镜片下闪烁着狡黠的目光。

　　“可是，随着伊朗核危机的悬而未决，一切皆有可能。”记者坚持。

　　“对我来说，这个问题不存在。我是伊朗人，也是法国人。文化冲突在我身上丝毫不存在。我不是很喜欢现在的伊朗政府，可是这和我对这个国家的感情是两回事。伊朗作为一个国家其实和西方媒体的镜头下展现的情况非常不同，人们的生活非常开放。”

　　事实上，1979到1982年之间的伊朗革命深刻地改变了阿巴斯的生活。“从那之后，我开始和别人说我自己是伊朗人。”而他的镜头也开始对准他的祖国。他在伊朗革命时期拍摄了很多照片，并在1997 年回到伊朗长时间拍摄，最终出版了自己的代表作——《伊朗日记1971-2002》。他还前后花了七年时间，走访29个国家拍摄穆斯林的生活状况。

　　阿巴斯成了一个专门拍摄宗教主题的摄影师。他后来又继续拍摄了基督教、佛教和印度教等系列。他研究宗教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认为宗教已经取代政治意识形态成为地区冲突的导火索。宗教应当作为一种文化而非信仰去研究。耐人寻味的是，阿巴斯自己却是一位无神论者。所以，当他的镜头对准法国政治人物的时候，宗教仪式的意味也展现出来了。

　　“法国政治就像部落文化”

　　在阿巴斯看来，政治活动充满了仪式感，就像非洲部落常有的仪式一样。他以独特的视角瞄准了那些看来平淡无奇、屡见不鲜的细节，他发掘了这些刻意重复的仪式感的象征意义，并把它们在镜头下鲜活地体现出来。

　　他使用三个主题去表现法国政治的仪式化：植物、食物这些配角物品和政治人物的关系；政治人物和选民握手的情形，他们向选民伸出手的时候是表演感最强烈的时候；政治人物在自己的画像面前出现，阿巴斯追求那种相互对比的诙谐意味。

　　“说他们是部落文化，并不是我在看低法国政治。我经常去非洲部落考察，看到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的起源，我觉得从本质上到现在没有多大改变。实际上从我能投票的时候起，我每次都会参加投票，即使我不在法国，我也会让人替我投票。因为我们很幸运，生活在一个能投票的国度。你有责任去投票。”阿巴斯说。

　　阿巴斯说他总是拍政治人物在竞选时候的样子，因为在那时他们最容易接触到，最想表现。一旦他们当选，程序上就很麻烦了。而他也不是狗仔队，他从不想去窥探他们的私生活。

　　“如果你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那么跟踪拍摄政治人物是最有趣的事了。”在竞选的时候，你可以很方便地跟踪他们，有时只需要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你就可以看到他说话、行动、吃饭等等细节，所有的事情都是公开的。有人说要拍摄到很好的照片，你必须进入政治人物的私生活。其实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即使你能进入他的生活，所有事情也是安排好的，并不真实，那是假装出来的私生活。但在竞选中就不一样，他们就是他们自己，他们有很多情况和形势需要应对处理，所以那比较真实。但你必须跟着他们，像他们的影子一样。在今天这已经很难了，竞选团队想控制一切。以前事情容易很多。”

　　阿巴斯最喜欢跟踪的政治人物是希拉克。“他总是在动，从不会停下来。他很活跃，也很自然。他最厉害的是有出色的记忆力。当他还是法国总理的时候，他回到家乡，到了一个周日集市。他走到一个小贩面前就说，你去年就在这里了。小贩就会觉得很惊讶。所以跟踪他是很好玩、很有挑战的，因为他总是在动。”阿巴斯回忆道。

　　对于希拉克的前任密特朗，阿巴斯没有留下太深刻的印象。“密特朗在我开始拍摄的时候，已经是总统了，他很有总统架子，不太喜欢和媒体打交道。有一次同样是到他家乡，他戴了一顶很好看的帽子去散步，但他的警卫不许记者跟随。后来他就干脆把帽子摘了。他不太想引起媒体的注意。”和密特朗类似有总统架子的是他的前任德斯坦。从总统宝座下来之后，德斯坦还曾在地区谋求竞选议员。有一次他去一间商店，阿巴斯想拍他的正面照片，就想先于他进门。结果德斯坦说不行，他是总统，他应该先进去。尽管他只是前总统。

　　虽然阿巴斯认为自己天然地倾向于左派，但他对政客个人的好恶可能超越派别。比如他明显就更喜欢右派的希拉克，而不是左派的密特朗。同样，他认为萨科齐和希拉克一样，都是天生的政治动物，非常聪明，非常放松，也经常在动，最适合他们的工作就是政客，你很难想象他们去做别的工作。而奥朗德并没有给他留下太深刻的印象，因为他还缺乏从政经验。

　　阿巴斯强调，作为一个摄影师，你必须试着不要太遵循自己内心好恶来拍人物。除非是特别有问题的人物。像宣扬驱逐移民的极右翼灵魂人物老勒庞是阿巴斯最不喜欢的。所以他拍摄了几张勒庞的照片，要么面部扭曲，要么面部被旗帜遮挡住，模糊不清。

　　然而在各个政治人物里，勒庞却是阿巴斯跟踪时间最长的一个。他想研究极右翼的人物和追随者，看看他们是不是传说中的异端邪教。然而使他惊讶的是，这些人其实是非常普通的法国人。他们并没有头上长角。而这是更令人感到危险之处。这些人大概占法国总人口的10-12%。他们是坚定的极右翼支持者。在第一轮大选中，老勒庞的女儿玛琳·勒庞获得了18%的选票，其中部分是因为他们不满意现任政府的表现。

　　作为移民，阿巴斯自己并没有感受到太多的敌视。他说他理解一些法国人的思维，当他们在大街上看到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穆斯林妇女，当他们看到各地爆炸的消息，他们会有天然的防卫性。而实际上法国是一个很开放的国家，他们经常接受世界各地的避难者，并很好地安顿他们。

　　在阿巴斯拍摄过的法国政治人物中，唯一一个让阿巴斯觉得从心里尊敬，有点心有灵犀的政治人物是米歇尔·罗卡尔，密特朗执政时期的第四任总理。他认为罗卡尔非常有知识和智慧，像一个教授。

　　由于长期跟踪政治人物，阿巴斯还留意到政治人物的很多小习惯。比如希拉克从不喝红酒，他觉得用来酿造红酒的原料不一定是最好的食物，所以他宁可喝啤酒，至少在公开场合，这是阿巴斯对希拉克的深刻印象。

　　取景框里的黑白世界

　　从18岁开始，阿巴斯已经有50年的摄影经验了。然而他传世的作品大多是黑白的。

　　“我喜欢拍黑白照片，因为黑白照片帮助我集中注意力，当我在取景框里看世界的时候，世界就变成了黑白。有人和我说，阿巴斯先生，世界可不仅仅是黑与白的。是的，当我不在工作的时候，我可以看到各种颜色。当我工作的时候，就像打开了开关，就进入了另一种状态，世界自动地变成了黑白。我拍照至今50年，这种状态切换对我来说太自然了。”阿巴斯说。

　　“你开车时有没有碰到过红绿灯？”阿巴斯笑了：“当我开车的时候我并不在工作，所以开关没有打开。虽然我有时碰到一个好镜头，真会掏出相机拍一张。”

　　阿巴斯的摄影格言因为被登在玛格南的个人主页上而被广为传播：“摄影是对现实的反省，取景器中停滞的瞬间，唤起人们更深层的思索。”

　　而事实上阿巴斯并不是一个严肃的人，很喜欢诙谐搞怪，他拍摄政治人物的习惯是撕下纸张，揉成两团堵住耳朵，这样使自己更能集中注意力拍摄。“因为政治人物经常在不同场合讲类似的内容，照本宣科，听三次我都能帮他们演讲了。如果他们看到我堵耳朵，往往会莞尔一笑，而这又是一张好照片了。”

　　他的特立独行最好的体现是他从不对外使用自己的姓氏，即使在官方场合也只用Abbas这个名字。“一个就够了。为什么要两个名字呢？”而这个名字永远使他排在玛格南摄影师索引的第一个，简洁而醒目。

　　他也从不愿以真面目在出版物上示人，在他的作品集上，他戴着阿拉伯人的头巾，只剩下一双深邃的眼睛。名闻全球的玛格南图片社其实不大，位于巴黎北部一个形似仓库的三层小楼，由于经济危机还把顶楼出租了，剩下的工作空间捉襟见肘。阿巴斯指了指自己的双腿说：“它们就是我的工作室。”

　　2011年在新加坡举行个人回顾展的时候，当被问及对一个摄影记者来说，最重要的两件事是什么时，阿巴斯的回答是：有一双好鞋，以及谈恋爱。

　　“对于一个跋山涉水、跑遍全球的摄影记者来说，有一双好鞋太重要了，而谈恋爱会让你看事情的方式发生变化。”他所有的照片记录都存放在玛格南一个狭小的储藏室里，分门别类，全部用红色封皮的文件夹装好，放在两人高的书架上。这天下午，同事让他帮忙找当年他拍摄拳王阿里的照片，他颤巍巍地爬上了工作梯，从上面取下1974年他在扎伊尔(现在的民主刚果)拍摄拳王的照片。

　　当被问及有没有想过退休，他的回答是：“我退休的时刻，是我去世之时。”

　　然后他就头戴礼帽，提着一把精心包裹得很细长的黑雨伞，独自离去。

　　文/李梓新(发自巴黎)编辑/戴敦峰 摄影/Abb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