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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着做梦的魏德圣

发布时间: 2012年05月28日 14:22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 新民周刊

  

  《赛德克·巴莱》

  记者  阙 政

  他的成功很难复制

  导演魏德圣很有名,2008年他的《海角七号》以5000万投资赢得5.3亿票房(注:本文所有款项均为新台币),一举打破台湾本土电影票房纪录。

  疯子魏德圣更有名,《海角七号》举债5000万,终于回收成本,获利1.5亿,却又再度倾囊而出,投拍史诗电影《赛德克·巴莱》。

  令他名噪一时的,是才华,是胆识,更是一种完全不顾实际的浪漫主义。以至于对他的评价,兜兜转转,最后总会落在“两难”:难以置信,难以用世俗价值观考量。

  说他浪漫主义,魏德圣笑着点头承认。在筹拍《赛德克·巴莱》期间,他也和普通导演一样,不断去和有钱人吃饭拉投资。但是如果对方不愿出钱,他会很生气:“为什么我在做一件好的事情,却得不到支持?为什么我借钱要借得这样丢脸?”在电影导演普遍具有非凡社交才能的当下,让自己变得世故圆通似乎才是适应电影圈的正解。基督教徒魏德圣却好像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社会化”过程,仍然试图倚仗真理走四方。

  他甚至敢把电影看成“准慈善”,会对圆桌对面的潜在投资人说出这样的话:“以这部电影的成本3亿来说,我负责1.5亿,你出1.5亿,我们丢进去就不要拿回来。等到电影回收,假使回收3亿,我们就拿这3亿成立一个基金会,再拿去拍电影。”——事后,他承认,“这样的说法没有人会答应,我就是想表现我瞧不起他们而已。为什么有些人有钱就觉得自己好像懂所有行业的运作逻辑,懂全世界的运转法则?我无法理解的是这种逻辑。”

  任何一个导演抱持如此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等待他的都只会是溃不成军。对电影的执著、拍片时种种不足为外人道的艰辛,魏德圣的故事对时下众导演来说,非但不能励志,恐怕还会起到劝百讽一的反效果。

  然而对于魏德圣模式来说,幸运在于,除了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魏德圣还是非常靠谱的实干家。

  悲壮的实干家

  “梦不是躺着就可以完成。”没有人比梦想家魏德圣更懂得这句话。“在台湾,电影绝对不是一个浪漫多彩的行业,相反的,它是一个充满挫折、困顿和折磨的工作。”

  2009年10月27日,《赛德克·巴莱》正式开机。此时的魏德圣就像过河之卒,已经没有退路。从满腹电影情怀的诗人变成统帅三五百人的将军,除了把电影当作严苛的战争一样去完成,别无他法。

  这是一场望不到终点的战役。看过长达140分钟的《赛德克·巴莱》拍摄花絮,你会对“战争”的严苛感同身受:电影开头原住民猎杀山猪身姿矫健,但实际拍摄时,工作人员却被山猪咬断神经;赛德克族人脚掌抓地力很强,善于山地跳跃,但演员们打着赤脚随便一走位就是伤痕累累;绝大部分原住民都选用“素人演员”,此前毫无拍戏经验,每天对着蜡烛练习凶狠眼神;一场风灾过后所有外景地租价齐齐涨价3倍,3亿预算迅速变成4.5亿,而那时候,谁都还想不到,最后的总投资竟然高达7亿;天气不是放晴就是大雨,导演偏偏需要阴天,于是一群人“坐在太阳底下等云到”;窘迫到连战争戏的子弹都没钱买,韩国特效组和日本美术组先后罢工……每天都有突发状况,每天都不知道明天还拍不拍得下去。

  而导演本人,也处在担心、疲累、抓狂交杂的恶劣情绪中,“好像快要中风”。监制黄志明对他说:“这关如果过了,我就和你一起信上帝。”令“将军”感动的是这支“军队”的凝聚力——制作组、导演组甚至道具组的战友,都提光了自己的银行卡,替他垫付这无底洞。

  眼前的魏德圣看起来瘦小、文雅,很难将他和大胆、自信、坚韧、敢想敢做等词联系起来。即使是魏德圣本人,也觉得自己脾气好、很乖顺,学生时期从来没有叛逆,“不觉得社会不公平,就没有理由叛逆”。直到30多岁离开家到了台北,才发现不公平的事情越来越多:“事情我做,功劳你拿。多做多错,不做不错。到了30多岁才开始想要反抗,变得中年叛逆。幸好,年纪大了,斗气不是血气方刚,而是斗志气,证明我比你快比你强,让你有一天看到我都会不好意思。”

  此刻,魏德圣正值凯旋,身着《赛德克·巴莱》纪念服,上面印有三个小字:“特有种”。

  “赢得灵魂”

  拍摄《海角七号》前,魏德圣的愿望是当一名真正的导演,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到了《赛德克·巴莱》,他问自己:想做的到底是什么呢?继而意识到,导演只是一种手段:“上帝给人最大的福气就是表达。电影是老天给我的锄头,是让田地开满花的工具。以前我一直在找锄头,现在有了锄头,重要的是去找地耕作。”

  现在,他的目的不是做导演,而是去完成一些故事,《赛德克·巴莱》就是其中之一。在赛德克族语言中,“巴莱”意为“真正的”,“赛德克·巴莱”既可以代表“真正的赛德克族”,也可以代表“真正的赛德克人”。

  包括赛德克族在内,台湾共有14个少数民族,世居山间。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开始对台殖民,直到1945年无条件投降,台湾的日治时期长达50年。据历史记载,自1895到1916年间,台湾不断爆发出汉族、少数民族武装反抗日军的举动,诸如“西来庵事件”等时有发生。而赛德克族6个部落集体反抗日本殖民压迫的“雾社事件”,却是发生在冲突相对有所缓解的1930年。

  主演赛德克族头目“莫那·鲁道”的林庆台也是台湾原住民,任职基督教教会牧师。他所属的“泰雅族”此前曾和太鲁阁族、赛德克族合一,统称赛德克族。除了语言不同,三族的生活习惯及文化信仰都非常接近。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林牧师从祖辈口中听过许多日治时期的故事:“日本人的殖民方法很卑鄙。刚来的时候,给原住民劳动工具,用铁器代替木具,方便开垦田地,后来还通了电,建造医疗所,带来一些文明的产物。但他们对原住民的文化和信仰完全不尊重,禁止文面、禁止出草(赛德克族的成年礼),禁止传统的藤编、织布工艺,把我们的文化都看成是低贱的。原住民从身体到灵魂都处于受管制的压抑状态。”

  在影片中,这段历史被镜头重现:原住民被日本驻军称作“生番”,壮劳力每天无止休地扛木头下山,林木矿产尽归日方;女人卑躬屈膝去陪酒,时不时遭到凌辱;孩子被迫学日语,动不动挨骂挨打;族群关系受到挑拨,利用原住民杀戮原住民……

  30多年来一天比一天地变本加厉,终于因为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爆发了1930年10月27日震惊台湾的“雾社事件”:莫那·鲁道率领6个部落族人于清晨突袭山地警察,杀死134名日本人,此后更持续作战40余天,以死抗争,验证了影片中莫那·鲁道的经典台词:“如果你的文明是要我卑躬屈膝,我就让你看到野蛮的骄傲。”而这一场惨烈的战争,给赛德克族带去的,几乎是灭族的命运。

  对这场抗争,影片给予的评价是:“真正的人,可以输掉身体,但一定要赢得灵魂。”对赛德克族,魏德圣说:“他们是骄傲的族群,为文化为信仰而战,不只是仇恨在燃烧。”

  宝岛“赛德克效应

  《赛德克·巴莱》在台上映时全长4个半小时,分为上下集:《太阳旗》和《彩虹桥》。上映3个月后,票房高达8亿。以250元票价计算,约有320万人次的观影量,几乎每7个人中就有1个看过。

  但魏德圣说:“《赛德克·巴莱》在台湾票房那么高,不只因为看的人多,更有很多人会看很多遍,‘五上五下’都有。”坊间还流传这样的对话:“周末你打算怎么过?”“本周六是我的‘赛德克·巴莱日’!”

  在拍摄之初,原住民既希望影片开拍,让更多人看见这段历史,又担心他们乱拍——怕诠释错误,怕少数民族文化“被消费”,也怕好不容易平息下来的部落纷争被再度挑起。但如今,台湾的原住民会穿起少数民族的特色服装,去影院看片。“他们带着各自的颜色进来,在我看来无异于最美丽的一道风景。如果你把‘颜色’两个字换成‘文化’,就会更加明白我的意思。”魏德圣如是说。

  拍完电影后,有一天他忽然意识到,很多人可能连他自己的曾祖父叫什么名字都已经不记得。“我是谁”这样的问题,不只针对原住民。庆幸的是,参与这部电影拍摄的许多原住民工作人员,都开始重视、推广自己民族的文化,赛德克传统歌舞已四处巡演,产生品牌价值;而更多人也开始知道,原来台湾山区的美,不只有阿里山一处。

  当年“海角七号效应”让一众香港投资人兴奋地赶往台湾,如今“赛德克效应”甚至还拯救了台湾的戏院——许多濒临倒闭的二轮戏院,因为这部电影,开始重新整修装潢门面。在DVD都已经问世的阶段,仍然有大量观众进入爆满的二轮戏院,坐在阶梯上看,站在走道上看。为表感谢,魏德圣家乡的二轮戏院老板天天给他送票上门。

  台湾本土电影的未来

  作家导演往往有着本土情结。侯孝贤的《悲情城市》立足台湾光复初期,陈果曾拍摄“香港三部曲”,魏德圣也将计划中的“台湾三部曲”暂定为自己的收官之作。

  虽然《赛德克·巴莱》已经是史诗电影,但魏德圣的“台湾三部曲”,却并不包括已经完成的这一部,而会是全新的一套影片——“时间会定在400年前台湾的大航海时代,分三部电影去讲述三个族群:原住民、汉人、荷兰人,在时代交会中的矛盾与爱恨。”

  对魏德圣而言,《赛德克·巴莱》和“台湾三部曲”是他自己选择背起来的包袱,非卸下不足以前进:“我现在的人生使命就是这三部电影,要做到完美,做到对得起自己。”

  2008年《海角七号》大热之际,就有媒体预测,此片将成为台湾电影复苏的开端,三四年内可见分晓。四年来,几乎每年,台湾电影都会带给我们惊喜:2009年戴立忍《不能没有你》,2010年钮承泽《艋舺》,2011年九把刀《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2011-2012年魏德圣《赛德克·巴莱》……据统计,2008年以来台湾电影产量每年递增。多产之中不乏精品,应可算是复苏的明证。

  但令人不安的是,台湾电影的市场占有率却并没有随产量逐年递增。从2008年的12%到2009年直降至2%,再到2010年小幅反弹至7%……魏德圣认为,问题关键在于“台湾电影产量的增加并没有压缩西片市场,而是扩充出一部分观众群”。

  他表示:“在台湾,看本土电影的观众也会看西片。看好莱坞电影变成一种习惯,观众抱着纯娱乐的心理,到了电影院,才选择影片去看,富有随机性。而看本土电影却仍然是仪式感很强的举动,观众是要听说‘最近有一部台湾电影很好看’,才会专程来看。以《赛德克·巴莱》为例,如果选择像西片一样,用‘告知’的方式去通知观众,则完全没有吸引力;非得是用口碑去‘推荐’,才能让观众走进戏院。对本土电影来讲,口碑非常重要。”

  经过了复苏期,怎样才能保持上升的势头,也是魏德圣关心的问题。在他看来,最重要的莫过于“多元化”:“外界喜欢对台湾电影贴标签,近几年但凡说到台湾电影,都是‘小清新’。类型固然重要,但绝不是全部。‘破亿’电影虽然成功,也不能代表所有。若想恢复台湾电影当年的风采,就要保持和当年一样的动力:什么题材都有人拍。”

  从“小清新”到“大史诗”,他自己也正在走这样一条多元化的电影之路。

  魏德圣:我没有媚日

  《新民周刊》:早在2004年“前《海角七号》”时期你已经斥资200万台币拍摄《赛德克·巴莱》5分钟试拍片,据说当时是因为太太的一句话鼓励?

  魏德圣:那时太太正大着肚子快要临盆,有人说“孩子出生就等于你的人生完了,你不会再为了理想努力,只会为了家庭变成赚钱机器”。我很怕那一天到来,所以决定要先干一票。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花200万拍短片,大家都劝我不要做,风险太大。我对太太说:“他们不跟我过一辈子,你要跟我过一辈子,你来决定,你说了算。”太太忽然说了句很有哲理的话:“我是一个没有梦想的人,但是你有。天下有梦想的人很多,愿意执行的却很少,而你是少数有梦想又能去执行的人。现在有机会你就去做吧,不要到老了再向我抱怨。至于钱,就当我们房贷多贷了200万就好。”虽然结果是白白负债,但幸好还可以承担。

  《新民周刊》:最终《赛德克·巴莱》的7亿投资有一半来自“中影股份有限公司”老板郭台强的资助。而他的大哥郭台铭,也曾于2007年成立精纬电影公司进军影坛,结果却只拍摄了《白银帝国》一部影片就宣布解散。你对企业家进入电影界抱怎样观点?

  魏德圣:对郭台强我是非常感激,他在关键时刻救了我们。企业家进入电影界,关键是要选对掌控的人,要看他对电影的心意纯不纯。我的观点是企业家不要太过逐利。赚钱的行业多得是,不要靠电影赚钱。这并不是说电影不能赚钱,但如果一开始就抱着赚钱的目的去拍戏,投资和选择会狭隘,会单一,会影响电影创作的内涵。企业家要相信专业人士的判定,相信自己正在投资的是好电影,好电影才会赚钱。

  《新民周刊》:监制吴宇森对《赛德克·巴莱》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魏德圣:吴宇森对《赛德克·巴莱》非常关心。每次他回美国,就一定会取道台湾,到北京,也会先在台湾停留,花许多时间和我探讨。他主要负责技术上的监制,告诉我跨国合作要怎样进行,什么状况下要以自己为主,什么时候要完全相信别人。吴导有很多拍摄战争场面经验,他会指导我,怎么去诠释一场战争戏,要表现的是战争里的“戏”,而不是戏里的“战争”,要突出战争中的细节,要给观众缓和的空间。

  每次他在现场都会有很强的正面效应,工作人员做事都用跑的,好像要秀给他看,喊叫都特别大声。连我自己看到人家在跑,也会忍不住跑起来。

  《新民周刊》:《赛德克·巴莱》在台湾一举成功,但在香港,票房却不尽如人意,参加威尼斯影展时更饱受负面评价,是因为这几个地方放映的版本都不同吗?目前有几个版本?

  魏德圣:应该是只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分上下集,全长4个半小时;另一个是国际版2个半小时,也就是目前大陆上映的版本(但大陆版比国际版少1分钟,剪去了几个过于血腥的镜头)。威尼斯那版严格来说不能算是一个版本,当时剧组收到通知临时需要将4个半小时剪成2个半小时。现在我每天仍然活在懊悔之中,为什么要匆忙剪辑一个自己也无法接受的版本去参选。而香港可以说是策略失误,应该放国际版,不应拿4个半小时的版本去让观众饱受挑战。幸好如今的国际版我自己100%接受,相信一定对得起大陆的观众。

  《新民周刊》:《赛德克·巴莱》从台湾上映到大陆首映,中间有一个时间差,不少盗版趁虚而入,会不会影响大陆票房?

  魏德圣:如果戏院的画质比DVD还差的话,早就关门了。我们的音效画面做得不比好莱坞差,更重要的是,戏院里观众与观众之间的渲染力,是坐在家里完全体会不到的。对现代人来说比“吃得饱”更重要的是“吃得好”,看电影也是如此,要看得好,而不是有得看就好。如果观众愿意来电影院捧场,我保证绝对不会给你丢脸。

  《新民周刊》:有人说《赛德克·巴莱》“媚日”,你怎么看日本人对原住民的殖民史?

  魏德圣:日本当年统治原住民和他们统治汉族的方式很不同:对山下的汉人,他们用武力镇压;对山上的原住民,却会招待他们坐船去日本观光,一去就是一个月。他们也知道这群人的逻辑和汉人是不同的,不能强取,只能用观念慢慢压制。当时赛德克族是有枪率最高的民族,会不断用猎物去和汉人换取枪支。日本人为了控制枪支,就跟族人说,“你们的枪装的是石子,打猎不方便,我给你们装子弹的枪,需要的时候你来派出所登记借用就好。”这样一来,赛德克人就不再去换取枪支,过了些年,族人的枪支不是陪葬了就是朽烂了,只能都去问日本人借,枪支管控的目的就这样轻易达到了。

  在这种殖民过程中,赛德克人逐渐感觉到,为什么我的都是不好的、不文明的?为什么我的祖先被你们当作罪人?我自己被你们当作动物?“雾社事件”就在这长期压抑之下爆发了。

  我选择历史的视角,因为历史能让人清醒、反省和思考。如果这部电影还说“媚日”的话,那我真不知道什么才是“仇日”。希望大家不要预设了排斥的心理去看电影,先不要急着批判,先去享受电影。

责任编辑:高士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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