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

　　5月宏观经济数据的最大亮点之一是民间投资的高增长。数据显示，前5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7%，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到六成，民间投资正在稳定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

　　今年2月国务院明确了今年上半年制定出台民间投资实施细则的时限要求，进入5月，卫生部、铁道部、国资委等多部委、特设机构连续出台民资进入各领域的细则。此后为准确反映民间投资的进展和分布情况，国家统计局于2012年初制定了《关于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定义和统计范围的规定》，并从2012年5月开始按月发布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种种迹象表明，政府推动型投资向民间自主投资的转变将进一步加快，民资正在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表面上看，如何尽快恢复经济内生性，培育政府投资的接棒者，以减少未来政策调整带来的震荡需要民间投资在稳定经济增长扮演主角。然而，根本而言，对待民资态度的实质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和角色如何界定的问题，而这也对中国未来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实际上，全球金融危机似乎让各国出现了方向性的误判：2008年金融危机之初，各国政府弹药比较充足并普遍实施了大规模的凯恩斯式扩张。发达国家政府试图通过扩大其资产负债表，向金融、居民与企业部门提供刺激来减轻财富缩水的冲击，进而控制去杠杆化的速度，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转移至政府部门，以政府部门的“杠杆化”抵消民间部门“去杠杆化”。

　　但事实证明，政府驱动型复苏只会使政府负债更上一层，使其危机调控能力更降一层。由于大规模刺激经济，发达国家政府财政开始亏空，债务不断飙升。截至2011年，全球债务已经超40万亿美元。与欧美国家相对较高的公共债务负担率相比，中国公共债务比率尽管还处于较低水平，但在此次反危机的政府干预之下，公共债务负担率也上升很快，政府扩张刺激经济的“政策后遗症”风险至今还在发酵。

　　多年来，民间投资的发展一直受到不同程度的管制，如投资管制、融资管制、税收管制、体制管制等等，这使得我国民间投资发展较为缓慢，民间投资效率也比较低。而今“非公36条”意味着改革正在步入深水区，产权配属和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正在被提上议事日程。不过，由于既有的资源垄断已经成为相当固化的权力体系，民资能否真正获得公平准入，并与国资公平竞争还未可知。

　　归根结底，政府主导型经济刺激从来都不是阻止危机的“缓冲带”，培育经济内生动力才是关键。要真正把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落到实处，不仅是短期的政策松绑，最根本的是要建立一套鼓励、促进和保护民间投资的全面的制度安排。配合放松投资管制、建立民间金融机制、降低税率等措施，要尽快制定“民间投资促进法”，把政府各部门的规章上升为国家法律，为打破民间投资准入限制、实现民间资本的投资自由化，提供有力的法律制度保障。

　　好的制度依靠的不是政府的经济反哺，而是打破垄断，制度保障的经济自由、产权自由和流动自由等，让更多的要素流动起来。相信“稳增长新政”松绑的不仅仅是民间资本，也是政府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