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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崩离析》:美国中产阶级的衰落

发布时间: 2012年06月25日 15:25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 东方早报

:  如今美国超级大国的陶醉已然远逝,忧心忡忡的莫雷在书中要传递的讯息,是堡垒的攻破往往从内部精神的陷落开始。这个道理,对于其他国家,想来也适用。

  孙 涤

  

  《分崩离析》

  [美]莫雷著

  Crown Forum

  2012年3月第一版

  2008年金融市场崩盘,促发了美国经济的严重衰退,至今失业居高盘桓,复苏过程迁延多磨,令失落徘徊的人们质疑,这场病究竟是急性感染呢,还是沉疴的一次急性发作?越来越多的明达之士,无论在民间或在官方,都发出此等疑问。

  《金融时报》的美国专栏主笔卢斯(Edward Luce)有广泛的影响力,他在游走美国考察三个月之后认为,美国所患,乃是慢性沉疴,问题具有整体性,而且仍在深化中。据他的测算,2009年起经济止跌回升以来,两年内美国家庭的中位收入的真实价值反而下降了$2000,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从未有过的。可堪忧虑的是,美国的领导层对此无从响应,甚至不敢直面深层次问题的症结。表面上,是两党政治家各执一偏在缠斗,根子却出在利益正在分化和对峙的民众本身。卢斯提出,要挽回颓势,美国不得不施行大手术,包括推行大规模的“马歇尔计划”。救助的对象,和前次不同,不再是欧洲和日本,而是美国的中产阶层本身。卢斯的悲观看法,以及建议采取的断然措施,从他新近出版的《该认真了——下挫中的美国》(Time to Start Thinking ——America in the Age of Descent)的封面就可看出:一面下垂的美国国旗,末端已见褴褛,中间烧灼的焦黄里,火苗正在展露。

  卢斯对时局的判断,由另外一本书得到印证,它就是本文要评述的《分崩离析:美国白人五十年(1960-2010)来的恶化》(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美国的顶级社会评论家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对它评价极高,推崇为美国社会政策基础研究的扛鼎之作,是这个领域近十年来最有价值的著作。考虑到布鲁克斯和莫雷(Charles Murray)两个人的价值观和取向立场几乎正相反——前者是著名的自由主义斗士(liberal),后者则坚定地捍卫自主行动和采取自由意志主义的立场(libertarian)——你不难明白,莫雷的这本新作,实力以及其中揭示的矛盾的深度如何了。

  莫雷开宗明义,指出美国社会当前分化的裂隙主要是在阶级,而非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以种族或性别为界线。分化得最显著的群体是白人(不包括西裔白人在内)。他用大量人口普查的数据来证明,顶端20%的白人(家庭)和底层30%的白人(家庭)之间的差异在持续扩大之中。造成分野的主要来源是底层群体的“陷落”,和顶层群体的“疏离”。五十年来这些“本质性”的变化有其深刻的根源,有些力量是很难抗拒的,如同冰川的移动或消融。莫雷说他的这本书主要是使人认清,1960-2010年来美国白人两极化的衰败状况,背后的力量则不在书的讨论范围之内。笔者对此的理解是,莫雷的意图,是只谈what,why 的方面点到为止,而how (to correct) 几乎不触及。

  从莫雷陈述的焦点,及其摘引数据的侧重,我们很容易体会到他的关注和忧虑,及其呼吁的要点,是美国主流社会国民精神的消退。他的分析范围限制在美国壮年白人,年龄段在三十至四十九岁,时间跨度则为1960-2010年,实际的起点是1963年11月21日——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被刺杀的那天,作者把它看作美国社会分化演变的分水岭。

  莫雷依据的数据主要来自十年一度的美国人口普查(CPS),和芝加哥大学的全国舆情研究中心的常年调查(GSS, General Social Survey)。人或人群所属的阶层或阶级主要按年收入的高低的“百分位数”来划分: 即从最顶端的100%th到最低端的1%th来排列。比如说,一个人的年收入在80%th,也就是百分位数80的阶层,是指有(不多于)80%的人的收入在那人之下。依此计算,你的年收入的百分位数如果是7的话,表示最多有7%的人的年收入比你还低。

  为了可以客观地横向比较,收入和价格等数据全部转换为统一口径,即以2010年的美元来计值。对于长程的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分析,这个处理非常有用,可以避免许多错误的印象、不必要的误判和谬误的结论。作者明确,按通胀和实际购买力缩水来折算,1960年、1970年、1980年、1990年、2000年的经济数据的货币价格相对于2010年,其乘数分别为7.41、5.61、2.64、1.67、1.26。如果1980年你的薪酬是$10000,那就相当于2010年的$26400,而你在2010年赚了$100000只相当于1960年的$13495。

  以此折算,1963年11月的物价相当于2010年的美元价格(乘以1963年的美元指数7.2),汽油每加仑$2.06,鸡蛋每打$3.92,一辆中等汽车$26000,年收入在$100000 以上的家庭不到8%,而超过$200000的家庭连1%都不到。

  为了描述易于理解,作者以“双镇记”的形式来讲“阶级分化的故事”。他把处于百分位数80(即80%th,年收入在最高20%的群体)的白人看做是“贝尔蒙”镇的居民,而把处于白分位数30(年收入处在最低的30%的群体)的白人看做是“渔镇”的居民。为了说故事而虚拟出来的这两个镇——美国白人分化严重的两个子群体的缩影——是以真实存在的两个邮政编码区为蓝本的。贝尔蒙镇实际坐落在波士顿近郊的富人区。2000年那里的家庭年收入的中位值为$124200,百分位数是97,成年人中有63%拥有大学(或以上)学位。渔镇实际坐落在费城近旁的穷人区。在2000年,那里的家庭年收入的中位值为$41900,百分位数是8;成年人中只有8%完成了大学学位。按莫雷的定义,在2010年,能住进贝尔蒙镇的美国人里,有76%为白人,亚裔占其10%;能成为渔镇居民的美国人里,有63%的白人,黑人占了12%,另有16%的西裔。

  该书的内容十分丰富,笔者拟就四个方面做简单的介绍:美国白人中产阶级两极分化的概貌;数据和考察方法的一些特色;作者的经历和他的取向;我们能从中汲取什么教益。

  莫雷着眼于四个方面:a.婚姻和家庭状况;b.工作态度;c.个人的诚信状态;d.信念和信仰状态。其中 b和 c 是社会公认的两个主要的“个人德性”,而 a 和 d 则是微观层面上的两个基础社会建制。作者强调,它们是美国之所以兴旺起来,并能保持强盛的四根“支柱价值”。

  a.美国主流白人社会的婚姻和家庭状况五十年来有令人震撼的沦丧。两个镇的居民(三十至四十九岁)的婚姻状况差别悬殊:贝尔蒙镇的白人在婚姻状态的有84%,而渔镇的白人处在婚姻状态的不到一半,48%。在1960年代,这两个百分比分别为94%和84%。渔镇的白人不结婚或无法结婚的,过去五十年里上升了36%,离婚率则从不到5%上升到了现在的34%。非婚生子女历来很低,不到3%,1960年代后突然崛起,到了2010年接近29%。

  从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数据,孩子和不满四十岁的母亲同住的百分比也可看出:1960年为95%,到2005年只剩37%了。作者甚为忧虑,这些蜕变很可能已经走上了不归之路。

  上述的分化趋势也反映在其他三个“支柱价值”上。

  b.通过家庭每星期平均工作的小时数来考察民众的勤奋程度,是社会调查常用的一个指标,贝尔蒙镇和渔镇的居民这方面有着明显的分野。从家庭的家长(或配偶)平均每周工作是否达到四十个小时的百分比来看,1960-2010的五十年间,贝尔蒙镇居民的变化不大,从90%微降至87%;渔镇居民的下挫却十分惊人,从81%跌到了53%。

  再细看一步,渔镇的妇女每周工作至少四十个小时的比例从1960年的64%只略微下降到2010年的60%。以美国白人男子为其主力的蓝领就业状况的问题,就更形突出了。

  c. 用一个负面的数据——居民中罪犯的比例,来刻画美国民众的诚信状况这些年来发生的变化。从囚禁在联邦和州立的监狱里的美国成年人数(十八至六十五岁)来看问题,1974-2004年的三十年里每十万渔镇居民中,囚犯平均数从两百十三人剧增到了九百五十七人;每十万贝尔蒙镇居民里的囚犯,则从十三人增为二十七人。

  通常人们认为白领在合同财务方面的犯罪倾向较高,实际情况并不尽然。在暴力型和财产型两类犯罪的比例上,渔镇的居民都要超出贝尔蒙镇居民。五十年来两者的差别由数倍扩大到了数十倍。

  d.接下来看美国社会的信仰状态。两个镇在世俗化上分别不太大。坦承自己不信神的人,在渔镇,从1970年代的3%上升到了2010年的21%;在贝尔蒙镇,则从1970年代的8%上升到了2010年的20%。不过莫雷认为,实际上不信教的人要远远超过此数:在同一期间,渔镇的居民实际上没信仰约束的,从40%上升到了57%,而在贝尔蒙镇居民中的这类人,则从大约30%上升到了38%。

  与此对照,信徒上教堂勤做礼拜的人却在减少:同一期间,渔镇的信徒中勤去教堂礼拜的从开始的55%下降到了期末的40%,而贝尔蒙镇的信徒则从起初的64%下降到了期尾的55%。

  美国民众宗教信仰的低落,标志着社会的一个传统凝聚力——莫雷称其为“社会资本”——正在趋于弱化。

  莫雷并没有按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定义,即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来划分阶级,而是结合了物质收入和文化精神生活两个要素来定位。他把过去的富人阶层叫做“老富人”(old-money rich),老富人住的房子可能大一点,多开了几辆大汽车,然而在精神生活的品质上,并没多大不同,也没形成自己特有的价值取向和语汇观念 (value code)。真正的阶级分化,在莫雷看来,是在1960年代以后才逐渐形成的。“新贵”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对信息、知识、技能的把握,故称之为知识精英、教育精英或认知精英,他们人数少,素质高,构成了新的上层阶级。区分出等级阶层的一个核心标志,是受教育的时间和品质。莫雷的数据证实,新贵的收入和教育及智商的相关程度极高,几乎可以说,是 “二位一体”的。

  莫雷专辟了章节来论述处于新上层的父母是怎样培育他们子女的。他指出,美国妇女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平均年龄,没有完成学士学位的是二十三岁,有大学文凭的为二十九点五岁,拥有更高学历的则在三十一点一岁。这样的母亲教养子女,更有经验,条件也更好。其结果,是更悬殊的差别。

  书中摘引说,教育良好、素质优异的学生越来越集中到顶尖的大学里。以入学的一个重要标准,SAT的成绩为例,1961年耶鲁大学有25%的学生SAT考分在六百分以下,而五年后低于六百分的只剩下9%了。今天, SAT成绩处于顶端5%(即百分位数95)的美国学生,有20%云集在最顶尖的十所大学里,有50%在最好的四十一所大学就读,有高达74%集中在前列的一百零五所大学里;被那些学府录取的学生,总共才占了全部入学新生的19%。

  莫雷特意引用了微软的盖茨先生的一句判断“软件行业说到底不外乎IQ的生意”,来表达他的意图。他想说的也许就是,美国新的阶级分野乃源于“教育和智力的所有关系”。莫雷认为这是一种“自然的力量”,他承认造成的分化将来更难逆转。

  莫雷把解析的对象,限定在了成年白人,对演变不追究原因,也不建议纠正措施,显然是为了避免纷争。但是他的主题和指向,必然会激起大争议。事实上他一直是美国最具争议的社会问题作家。1994年他出版的《钟形曲线——美国现实中的智慧和阶级结构》,曾撼动了美国甚至欧洲,既是1996年共和党发起的检讨社会福利政策的理论依据,又成了左派强烈抨击的靶子。为了帮助理解,这里对他多几句简介,相信不会多余。

  莫雷于1943年出生在爱荷华州的一个爱尔兰裔家庭,父母严谨保守,而他却离经叛道,是个“不良少年”。但他天赋极高,被破格推荐到哈佛读历史。1965年毕业后,他参加和平军到泰国乡村工作了六年,并和替他补习泰语的泰国姑娘结婚,生有两个孩子,十四年后离婚。1974年莫雷在MIT获得政治学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内容是关于泰国的乡村治理问题。从泰国返回后,莫雷一直在立场保守的智库机构里做长程研究和数据分析。著作累累,影响深广但争议不断。他是个“自由意志主义者”,并专门著书阐明自己的立场。莫雷对中国和日本的文明评价极高,认为在某些领域里“它们代表着人类所能取得的至高成就”。

  至于这本书有何教益,我们中国人能从中汲取些什么,是个更大的题目。注意看一下本书的封面,在高脚酒杯里白葡萄酒的陪衬下,下面那个挤扁了的空易拉罐,显得格外寒碜,不妨引申开来想象。

  曾经有大约十五年的时间,美国甚至被称为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单极超霸”,不但军事、科技、经济、规则制定、货币发行,而且文化、观念、语言、价值符号,都是鳌头独占,几乎无人挑战。如今这样的陶醉已然远逝,忧心忡忡的莫雷在书中要传递的讯息,是堡垒的攻破往往从内部精神的陷落开始。这个道理,对于其他国家,想来也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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