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倡的延迟退休能够有效缓解养老金缺口造成的压力吗？

　　郑秉文：延迟一年退休意味着两年的功效，一面是延迟一年拿退休金，同时又多了一年的缴费，所以是两年的效果。至于能对支付能力提高多少，需要详细测算。要假定一些条件，比如目前统账结合的制度结构是否需要变化、个人账户是继续做实还是像现在停滞下去，生育政策是否调整等等，都会对提高退休年龄的效果有影响。

　　在现收现付的制度里，我前边提到有三个参数是最重要的：替代率、缴费率和退休年龄(即制度赡养率)。降低替代率或提高缴费率，都能增加养老金收入，但是我们替代率还有空间降低吗？而且政府的目标是提高这个参数，而不是降低。我们的缴费率在世界上算高的了，不该再往上调了。

　　再看退休年龄，经过比较后，发现只有这个参数是有空间调整的。据最近报纸披露的数据，我国男女平均退休年龄仅为53岁。北欧国家男女同龄67岁退休，西欧大部分国家是男女同龄65岁退休，分别比中国多10年以上。再看寿命预期，我们仅仅比这些国家短两三年或三四年，这可以看出退休年龄的空间男女平均有10岁以上，所以这个参数是可以动的，并且很急迫。但提高退休年龄不是一年两年能完成的，要把这些年龄分散到一个很长的时间表里，渐进式地提高，让人们有个较长的心理适应过程。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我国很多年轻人在为找工作发愁，如果老年人延迟退休，是否会挤压我们的就业市场呢？

　　郑秉文：我国退休年龄较低，但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人退休后二次就业。对于打工单位来说，不用再为这部分人缴纳养老保险；对于参保者来说，可以领取免税的养老金，个人不用再缴费，在外打工还多了一份收入；只有国家是不合算的，是利益受损的。当然，国家利益受损最终也损害其他参保者的利益。

　　我国早退休现象造成的二次就业比例相当大，但是到底具体数字是多少，目前还缺乏有效统计。这部分人工作时收入不一定有保障，退休后领取的退休金可能有一千七八百元，加上在外打工的钱，收入比工作时大大增加。这部分人实际上占了制度的便宜，但是他们对养老保险制度仍然很不满意，因为制度内存在很大的不公平，比如与事业单位相比就心里很不平衡。算上这些二次就业的人口，延迟退休给就业市场带来的压力，并不会特别大。从另一方面看，虽然延迟退休年龄对新的就业岗位肯定有一定程度的挤压，但是晚退休的人群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他们的消费可以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另外，从经验数据看，北欧国家退休年龄高达67岁，它的失业率并不比希腊更高，甚至还低于希腊！

　　我国内地的退休制度或许可以从香港特区吸取经验。香港实行的是个人账户制度下的完全积累制，个人缴费和单位缴费完全进入个人账户，工作的时间越长，个人账户里的养老金就越多，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退休决策变成个人的事情，何时退休完全看个人的经济条件和身体条件。个人在做退休决策时，会盘算个人资产够不够余命。如果希望积攒更多的退休金，又有雇主愿意雇佣，个人完全可以延迟退休。由此可见，一个好的制度是让退休决策变成个人的事情，而不是国家强制性地替个人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