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前的7月8日晚上九点五十分，伴随着一串色彩缤纷的羽毛在屏幕上飞舞并幻化成一个美丽的符号，最终定格在央视二套的屏幕上，一个以思想性、创新性、前沿性为特点的谈话类节目登陆中国。它的诞生，预示着一个时代的开始，世界格局真正从对抗走向对话，而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正急需国际前沿的经济和经营理念，《对话》为当时的中国与世界搭建起了一个对话和沟通的平台。

　　12年来，《对话》像一个磁石，吸引着一个又一个商界巨头、国际政要、经济学家走进《对话》，甚至像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媒体大亨默多克都是在众多媒体的采访申请中，特别指定要参加《对话》。12年来，伴随着《对话》的成长，我也在成长，从当初的旁观者，成为如今的亲历者。从5年前开始，可以说我几乎亲历了每一次与国际大佬之间的对话。

　　面对这样的一个高端的思想性节目，我一直怀有一颗敬畏之心。有人评价，《对话》的嘉宾都是前脚走进中南海，后脚跨入演播室，可见《对话》嘉宾的级别之高，影响力之大。所以，要驾驭《对话》的选题，与这些位高权重，拥有丰富人生阅历和非凡智慧的社会精英平等地对话考验着每一位导演的功力。那么对于像我们这样的所谓80后的年轻导演来说，这种功力的背后一定是巨大的付出。所以，每一次的节目创作都是一次努力的攀登，都是一次向大佬们证明自己实力的过程。每一次与国际大佬的对话，都是一次艰难的博弈，一次智慧的较量。

　　最初的较量多发生在确定节目录像的阶段，这些国际大佬的日程都非常紧，而且媒体要求采访的申请也多得数不清，让他们接受个5－10分钟的采访都难，更别提《对话》至少要40分钟的品质要求，根本就是impossible，　但是很多次的较量结果都证明了impossible is nothing。比如我做的第一位国际政要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当时他是以自己创立的全球性环保组织——气候组织发起人的身份到中国来访问。我已经提前两个月对他进行了书面邀请并且得到了确认，但是临到录像不到三天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气候组织中国方面打来的，说要取消节目录制，给我的理由是他的日程太紧了没有时间安排采访。放下电话，我们就冲到布莱尔即将下榻的君悦酒店，和气候组织中国方面进行沟通，正巧碰到了布莱尔的贴身保镖，本着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的我就开始和他聊天，聊熟了以后我就问他，知不知道布莱尔的行程安排，他马上掏出一张纸，我迅速撇了一眼，上面就是布莱尔的行程安排表，我看到他还是有空档的时间可以安排采访，于是我成功获取到了重要情报。拿到情报后，我又找到气候组织中方员工，正巧她接到布莱尔秘书的电话，于是，我又接过电话开始了长达40分钟的交涉，我主要抓住一点，就是他们要言而有信，尤其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公益组织，信誉很重要。最终布莱尔的秘书答应了我们40分钟的采访时间，我们在现场录制时又成功拖延到80分钟。

　　接下来的较量就是要把这些国际大佬从“神”还原成“人”，要让他们讲“人”话，说“人”事。大佬们的思维不同于常人，用一句话讲，就是已经到了一定的境界，他们喜欢布道，喜欢讲深刻的理论和深奥的哲学。可是，电视毕竟是面向公众的，我们要做让观众看得懂，并且爱看的专业节目。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各种方式逼迫大佬们讲故事，把他们的高深理论通俗化。当然，《对话》节目在让大佬们思想飞的同时，更要让大佬们的性格魅力也飞得精彩，要让观众看到的是一个个血肉丰满，性格鲜明的人物，而这也正是《对话》的生命力所在。比如，《揭秘金融帝国》这期节目，节目主嘉宾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八代掌门人大卫﹒罗斯柴尔德，这个家族非常神秘，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家族的存在，也从不接受媒体的采访。2008年金融危机，一本名为《货币战争》的书让这个家族瞬间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这个金融家族拥有250年的历史，曾经所控制的财富占了当时世界总财富的一半，达到50万亿美元，相当于目前美国全年GDP的4倍，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国债由他们发行，每天黄金交易的开盘价由他们来确定，世界各国的股市都随着罗斯柴尔德资金的走向而波动，他们被称为当时欧洲凌驾于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奥地利之上的第六帝国。而如今我们能看到的事实是，他们只是一个排名20多位的二流投行。这个节目的看点正是揭秘历史，我们想了解的是这个家族是否真如此辉煌过，但为何现在却这般衰落？如今的衰落是否是一种他们特别制造的假象，实际上他们以一种更为隐秘的方式控制着全球的财富？想要了解这些就需要这位第八代掌门人给我们讲故事，可是据了解他的人告诉我们，他是一个贵族，平时不太说话，更别提讲故事了。于是我们只能设定情境，逼迫他讲，我们翻阅了大量的书籍，包括凝聚犹太人智慧的《塔木德》一书，然后把搜集到的各种信息写成一个个充满传奇的故事，特别邀请了当时《财富故事会》的主持人王恺用“说书人”的感觉演绎出来，再由这位第八代掌门人对故事进行点评和印证，并和当下的金融危机联系起来，这样他就不得不讲故事了，最终为观众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更难的较量在于如何让国际大佬们谈那些他们一开始不太想谈的话题。因为事实上，观众想听到的内容都是他们不愿意谈的话题。更何况，这些大佬们哪一个不是非常有个性的人。刚刚卸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2010年曾走进《对话》，他是到上海参加世界经济学大会的时候录制的节目。在节目录制之前，为了了解更多关于他个人的细节和故事，我给他的秘书发了一封邮件，列出了一些想要了解的问题，没想到回复的邮件是林毅夫本人不愿意接受关于个人的采访，而是希望更多的谈论世界经济学大会。这可给我们出了个难题，于是我把开头的两个问题都设计成有关世界经济学大会的，先让他happy一下，接下来的内容是关于世行和中国，重点表现中国在世行以及全球影响力的提升，他这样一位充满爱国情的人自然也愿意回答这些问题，而关于他本人的问题，就巧妙地穿插在其中，比如会问他：“您夫人说自己曾一个人身兼六职：“妻子、保姆、司机、听众、秘书，还有陪着林老师散步的‘小狗’。”但是现在她说可以放心了，因为世行都按您说的办？是这样吗？”　

　　关于较量的故事其实每天都在《对话》上演，与其说是较量，不如说是一次次智慧的对话。在如今这样一个各种媒体充斥的年代，在如今这样一个充满喧嚣的环境中，一次次真诚地交流，一次次深入地对话，如一缕清泉，让人静神凝思，这正是我们所要坚守的价值，虽然这种坚守可能会是寂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