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艾瑞克·阿诺德，美国人，1997年毕业于波士顿大学，此后几乎每份工作都以被炒鱿鱼告终。曾尝试表演单口相声，结果屡次被嘘下舞台。最大的成就是卖给杰伊·莱诺（《今日秀》的主持人）一条笑话，赚了50美元。2004年孤身跑到新西兰，种了一年葡萄，学习酿酒，回来写成一本书《在那葡萄变成酒的地方》，在全球共卖出1万本。但这是一本关于葡萄酒的好书。

艾瑞克·阿诺德

　　“有时候，我很怀念新西兰的生活方式，怀念那里生活的简单和美好，蓝天白云，很多的空间，很多的户外活动，钓鱼，烧烤……他们从不将大自然视为理所当然，而是充满感激。在那里，生命的重点是怎么生活，而不是事业。”艾瑞克·阿诺德在电话那头犹豫了半天，然后对本刊记者说，“但是，怎么说呢？纽约的很多东西，我同样割舍不下……”

　　这也难怪，如今他在纽约的日子过得很不错：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在《福布斯》做记者，舒适的公寓，丰厚的薪酬，又跟一个美丽的女人订了婚。

　　5年前，他离开纽约，前往新西兰种葡萄时，可没觉得纽约有什么好。那时候，他在一家公共电视台做一份毫无意义的工作，每天在一个“丑女人”手下封装电视邮购信件。没有女朋友，每晚回家之后，就喝下一大杯杜松子酒，后来又改喝威士忌，因为那东西只要一瓶酒能让你不由自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近女色”。被“丑女人”炒鱿鱼之后，他就只喝得起最便宜的啤酒了。

　　百无聊赖中，他去了新西兰度假，就在最后一天去了马尔博罗地区逛酒庄。当时的马尔博罗名气很大，被称为新西兰的葡萄酒之乡，尤其以出产“长相思”闻名，因为那里一年有300多天的阳光，年降水量低，又有营养丰富的石质土壤和凉爽的海洋气候。

　　那天早晨10点30分左右喝到的第一口长相思，让他第一次真正迷上了葡萄酒。之前，他也自以为是“葡萄酒专家”，其实只是懂得怎么花20美元把自己灌醉而已。

　　他闭着嘴唇，嘬着舌头，不懂如何描述那种味道，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意犹未尽。到了中午时分，他有点摇摇晃晃了，可还有5个酒庄没有去。回到车上，他偷了导游的麦克风开始唱起了卡拉OK，完全不知道自己唱的是什么，或许还把上衣脱掉了。就这样，从一个酒庄到另一个酒庄，从一瓶尝到另一瓶，酒是越喝越好喝。

　　回到纽约后，他彻底对新西兰长相思着了迷，每到一个酒店，要么买产自新西兰的葡萄酒，要么询问有关新西兰葡萄酒的事情。每晚狂饮长相思之余，他想读一些关于新西兰葡萄酒的评论，但那些文字无一例外让他觉得晦涩难懂，不知所云。

　　有一天晚上，也许是长相思喝多了的缘故，他的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奇怪的念头：何不去新西兰的酒厂打工一年，踏踏实实地学点葡萄酒的知识，种种葡萄，酿酿酒，回头把这段经历写成一本书，岂不好玩？

　　有什么比在户外清新的空气中干活，然后整天喝酒，一顿饭吃上3个小时更好的事情呢？况且，能有多难呢？他想。

　　于是，他终于辞掉了工作，卖掉了公寓，踏上了真正的葡萄酒之旅——马尔博罗地区艾伦·斯科特酒庄的主人接纳了这个头脑发热、毫无经验的美国佬。只不过，美国佬完全低估了自己身为城市动物的惰性，也没有想到，葡萄园的工作会那么辛苦，还险些被一个就要爆炸的盛满葡萄酒的大罐子送上天去。
  

新西兰葡萄收获季节

　　一年后，他还真写了一本书，不仅出版了，居然还翻译成了中文，书名叫《在那葡萄变成酒的地方》。在书中，他这样描述在新西兰葡萄园的生活：“从我在酒厂的第一个工作日开始，毫无疑问的是，我给自己找的活儿，又湿又冷，又脏又晒，让人肌肉肿胀，浑身酸痛，皮肉受苦，伤筋动骨。等到第二天，所有这些罪又都重来一次。”

　　我是在前往澳大利亚的飞机上读完他的书的。正如他所说，在一片遥远的土地上酿造葡萄酒，听起来如此浪漫，但即使在正常的年景，也是一种折磨人的生活，只有一些非同寻常而又令人敬畏的普通人才会痴迷于此。就像他书中写过的酒庄主人艾伦，酿酒师杰瑞米，跟每串葡萄道别的海驰……

　　这些人发自内心的热爱在葡萄园里工作的每一天，他们喜欢弄脏自己的双手，喜欢帮助葡萄藤释放出与生俱来的那种潜能，并把自己看成是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一部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个过程中的一点一滴都是那么的激动人心，乐趣无穷，但同时又是那么的单调乏味，让人筋疲力尽。

　　我在澳大利亚遇到了许多类似的人，像阿德莱德丘陵的约翰·爱德华，一个热情奔放的酒庄老板，花大半生的时间在生意场打滚，然后把赚到的钱全部花在一个葡萄园里；迈克拉伦谷的德鲁·努恩(DrewNoon)，在外面流浪多年，最终回到父亲留下的小酒庄，专心致志一年只酿3000瓶葡萄酒；飞行员的儿子斯科特，跟葡萄藤、袋鼠们在一起时比跟人在一起更自在；巴罗萨山谷的彼得·莱曼老夫妇，一个酿酒，一个做菜，在一个葡萄园里相守了一辈子……对这些人来说，酿酒不仅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生的痴迷。

　　不同的是，我到澳大利亚的时候，圣诞假期还未真正结束，葡萄的收获季节还未真正开始，绝大部分酒庄还处在开工之前的闲散状态，我只是不停地从一个酒庄喝到另一个酒庄，逢人就听人讲故事，讲葡萄酒，而不必像艾瑞克那样整天从衣服里往外挑葡萄皮，或者没完没了地清洗酒缸。但我体会不到的是，第一批新鲜的葡萄汁飞溅到衣服上时，那种全身亢奋的激情。

　　在书的结尾，他说：“我真的很想让那种寒冷、潮湿和脏乱再次光临自己的身体。”但这只是说说而已。一年后，他带着4瓶自己帮忙酿的葡萄酒离开了新西兰，回到纽约，很快在《葡萄美酒》杂志找到了一份工作。还有，他减掉了20多磅肉，所有的裤子都不能穿了。

　　那4瓶酒至今仍留在他的小冰箱里，舍不得打开来喝。其实，有两瓶很可能已经不能喝了，但他仍然视为珍宝，与其他的宝贝摆在一起。这是他5年来的收藏，不过50多瓶而已，其中最贵的一瓶也就250美元，是2005ChateauneufduPape。他一如既往地钟爱新西兰长相思，尤其是马尔博罗地区的，因为他认识那里的每一位果农、酿酒师，他知道是什么样的人，经过怎样的辛苦劳作，酿就了这样一瓶葡萄酒。

　　事实上，现在他看任何一瓶葡萄酒，首先想到的是谁酿的，怎么酿成的，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其中有多少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汗水和艰辛？不仅是一瓶酒，一只鸡，一瓶可乐，都是如此。

　　自从他离开后，艾伦·斯科特酒厂变得更大了。一直有点委屈的杰瑞米离开了艾伦的酒厂，去了另外一家更大的酒厂。卓士的啤酒厂生意变得很大，出口到美国和亚洲，但还是那么好喝。艾伦的孩子们都结婚了，包括最小的女儿萨拉。

　　“我对葡萄酒的爱，与其说是一种对物的爱，不如说是对一种生活方式的热爱。”艾瑞克告诉记者，然后话锋一转，突然说起了新西兰。

　　“那么小的一个国家，漂浮在大海中央，与世隔绝。如果没有亲身去过，你无法体会它是多么的纯净与美丽。在那里，你整个人都会觉得很放松。”

　　“新西兰人很奇怪。他们酿造世界上最美味的葡萄酒，却并不懂得欣赏自己的酒。他们对自己的葡萄酒有多好都毫无概念。他们更愿意喝啤酒。他们对美食也没什么兴趣。那里食物的原料都是一流的，水果、蔬菜、肉、海鲜，都是昨天还在路上走，今天就跑到你的餐桌上的那种，但新西兰人却总有办法把它们做得很难吃。他们每天吃的就是三样东西，鱼、薯条和肉饼。”

　　“他们的头等大事是橄榄球。早餐、午餐、晚餐、走路、开车、睡觉，都在讨论橄榄球。没有为什么。他们只是喜欢这样。”

　　在采访过程中，他的狗一直在旁边叫唤。我不禁想起与我一起去澳大利亚的摄影师，他的澳大利亚之行最大的收获不是酒，而是准备养一只狗——我们去的每一家葡萄园几乎都有狗，人与动物之间有一种异常亲密的关系。但艾瑞克说，这只是他未婚妻的狗，他实在没有多少选择余地。他的未婚妻也迁就他对葡萄酒的痴迷，但在该花多少钱在葡萄酒的问题上，他们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他总嫌太少，而她总觉得太多。

　　当然，和绝大部分美国人一样，他不是那种会在周二晚上随随便便打开一瓶50美元勃艮第的人。在餐馆里开一瓶100美元的葡萄酒，对他来说是一年只许发生一两次的奢侈。他始终坚持一个关键的信念，只要懂得一点点酿酒的知识，再加上一点好运气，20美元足够让你品尝到极美味的葡萄酒，而且一醉方休。

　　他的书里记录了他生平最美好的一次喝酒经历。那是大学毕业不久，他背着包周游欧洲，到处找酒吧喝酒。有一个晚上，在佛罗伦萨的一个小酒馆，与几个萍水相逢的美国人和意大利人一起吃饭喝酒。意大利人不会说一句英语，而美国人不会说一句意大利语，放在大号杯子里的基安帝红葡萄酒像血一样红，稻草一样便宜，却把桌上的每个人都连在一起，一切语言、宗教、文化的差异都消失了。那个闷热的夏夜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但他清楚地记得当时大家是怎样的快乐，高谈阔论，他们的生活、家人、憧憬和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