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熔炉》(Freedom's Forge)，兰登书屋2012年5月，432页。

　　关于作者：阿瑟·赫尔曼生于1956年，是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的访问学者，也是著名的通俗历史作家，代表作《甘地和丘吉尔》曾于2009年获普利策奖。

　　本书描绘了一段工业传奇——美国如何从一介微不足道的武器出口国，爆炸性地成长为全球头号兵工厂。

　　经过二战洗礼，美国从一介微不足道的武器出口国，爆炸性地成长为全球头号兵工厂。阿瑟·赫尔曼博士一直是军工产业的忠实拥趸。当然，即便你和他观点相左，亦可尽情欣赏其新著《自由的熔炉》。这本书描绘了一段罕有人提及的工业传奇，其中不乏令人双眼放光的戏剧性情节，让读者对故事主人公的喜悦与痛苦感同身受。

　　在那个年代，大企业是由一些豪爽的白手起家者掌控，以现在的眼光看，这是不可思议的。赫尔曼把焦点集中在其中两位代表性人物身上，即威廉·克努森和亨利·凯泽。

　　坦克从汽车城里隆隆开出

　　克努森先生是丹麦移民，他心灵手巧，从工厂的最底层干起，一直做到了福特汽车公司的生产主管。由于厌倦了老板的固执，他跳槽到通用汽车，发誓将后者打造成比福特更彪悍的巨无霸。1940年5月，当罗斯福总统请他动员同道中人支援国防时，克努森已站在产业界的顶峰。他无条件同意了白宫的要求，称“希望能够为自己的成功回报国家”。

　　在产业界打拼多年，克努森洞悉汽车城底特律的核心机密——使用可替换的预制零件将复杂的制造过程拆分，从而释放出恐怖的产能。当陆军急需1000辆坦克时，他直接打电话给克莱斯勒公司总裁：“你行吗？”得到肯定的回复后，他又拨通了大陆汽车公司和艾欧史密斯公司高管的热线，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发动机和装甲钢板也有了着落。

　　到1941年秋天，克努森已“征募”了整个汽车工业，说服他们放弃短期利润，全力以赴转产军火。另一方面，他对政治却是冷漠或者说天真的，罗斯福除了利用他的劝说和协调组织能力，并未给他什么实权。随着珍珠港事件爆发，克努森的办公室被更强力的“战时生产委员会”取代。可笑的是，当时竟有不了解真相的媒体指责他做得太少。

　　赫尔曼相信，妒忌心强的孤立主义者和难缠的工会是可怕的敌人。他写道，在克努森卸任后，“顽固分子们以为自己赢了，但这只是一厢情愿，工业机器的齿轮已在轧轧转动，2.5万家承包商和12万家分包商全力以赴，制造从前不敢想的产品。何况，这个数量还在以千为单位疯狂增长。无论在华盛顿抑或轴心国，已经没人能阻挡这股潮流了。”

　　自由轮：每周一艘的奥秘

　　书中的另一位主人公凯泽先生，和克努森是两种不同的性格。作为民主党人，他在政治上特别精明，很懂得讨罗斯福喜欢。他以建筑业起家，曾和成千上万工人一起倾倒数以百万吨计的混凝土，创造出诸如胡佛水坝这样的超级工程。

　　如果说克努森是个金牌经理，凯泽就是个有点贪婪的、产业王国的缔造者。因此，他是理想的领军人物，承担了二战中最不可能完成的一项使命：生产海量“自由轮”。为打破纳粹对英国的封锁，这种工艺简单的船只应运而生。它们是实实在在的消耗品，连自来水和照明设备都不需要安装——好处在于，哪怕是海边的小作坊也有能力建造。

　　由凯泽牵头的财团，欣然揽下了这项工程。短短几星期内，他的团队就在旧金山湾东侧的滩涂上，建起了一座简易船坞，那就是在战争期间屡次见诸报端的里士满一号码头。到1941年年中，在此忙碌的雇员即达4000名，到1942年底，这个数字飙升至8万人。

　　他们总共完成了2700余艘自由轮，不但确保对英国的海上运输线畅通，还顺带为苏联送去了给养。第一批船的建造耗时7至8个月，此后，随着预制构件等技术相继成熟，凯泽逐步将工期压缩到10天。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他每建造一艘船，平均用不了一个礼拜！

　　就像沉睡的巨人被惊醒那样，美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请看书中给出的统计数据：参战一年后，光是在军工业就业的妇女，就从不到8万激增到300万；美国军工业产能占到同盟国战时总需要的2/3，源源不断地输出战舰、潜水艇、轰炸机、坦克、火炮、吉普车、机枪和410亿发子弹……

　　正如战争本身那样，《自由的熔炉》呈现的是一幅宏大的图景，给作者驾驭全局造成了困难，表述有些顾此失彼，当你把注意力放在特定案例时，感觉就好多了。无论如何，这段特殊背景下的工业文明史是不朽的，今天的人们，恐怕很难理解那是何等惊人的国家成就。

　　□美国《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