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头士

　　巴雷夫手持相机，一会儿，他将记录这支乐队的彩排。

　　突然间，舞台灯一盏接一盏地亮了。约翰·列侬来了，接着是保罗·麦科特尼、乔治·哈里森和林戈·斯塔尔。他们在舞台上摆弄话筒，调试吉他，遂开始彩排新的单曲《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他们几天前刚刚完成了这首歌，当天晚上将首次在观众面前表演。我猜这是他们那么早到剧院排练的原因吧。”记者在利物浦的披头士传奇故事纪念馆(Bealtes Story)遇到65岁的巴雷夫。最近，那里正在举办一个叫作Beatles Hidden Gallery的摄影展，展出的是巴雷夫1963至1964年间，跟随披头士巡回演出时拍下的影像资料。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的那个菜鸟摄影师，已成长为全英最成功的纪实摄影师、纪录片导演和制作人，但他依然认为那是他生命中最神奇的一个时刻——他在后台亲眼目睹了这支二十世纪最成功的摇滚乐队的排演。“为确保首演成功，他们排演了一遍又一遍。当时整个剧院除了他们，只有我和我女友，就像是披头士专为我们演出似的。”

　　那一年，列侬、斯塔尔23岁，麦卡特尼21岁，哈里森20岁——披头士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在巴雷夫的镜头下，人们可以观测到一支乐队成名初期的风貌：男孩们在经纪人布莱恩·爱普斯坦的要求下，穿着精致时髦的西装，打着领带。

　　在巴雷夫记忆里，哈里森总是烟不离手，列侬相对阴郁，麦卡特尼则是开心果。他指挥大家将椅子按照火车车厢的样子排成一排，列侬是引擎，而坐在最后的自己则是守卫？?

　　这列火车已经飞速驶出，等待前方站台所迎接的，是流行乐坛历史上最伟大的摇滚乐队。据美国唱片业协会统计，披头士乐队专辑的全球总销量超过10亿张；在英国，他们总共有15张冠军专辑，在美国则有19张冠军专辑和20首冠军单曲。以上数字皆创造了流行音乐史上的最高纪录。

　　“就我看来，多数流行乐手都不值一提，够格让我写一本传记的更是凤毛麟角。他们的故事和音乐必须足够澎湃，他们的成就必须比仅仅写几首歌要高许多。”《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鲍勃·斯皮茨(Bob Spitz)这样告诉《外滩画报》。这位眼界颇高的作家只给诸如鲍勃·迪伦等少数音乐人立书做传，他为披头士写的传记《The Beatles: The Biography》于2005年出版，足足有960页。在他看来，也只有披头士能激起他蓬勃的写作欲望。

　　“我花了9年时间，采访了400多人，原稿足有2800页。当一切完成后，我依然觉得不够。这支乐队重新定义了摇滚音乐，塑造了一代人的价值观。”斯皮茨说道。

　　“猫王”迷

　　阿尔伯特码头(Albert Dock)位于利物浦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著名的泰德现代美术馆就矗立在码头一边的红色建筑内，而披头士传奇故事纪念馆则在另一边。

　　自1846年启用以来，阿尔伯特码头便成为利物浦与世界连接的桥梁。1950年代， “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唱片通过阿尔伯特码头，传到了利物浦年轻人手中。他们被深深地震撼了，其中就包括后来组建披头士乐队的几个男孩。

　　“当我第一次听到《Heartbreak Hotel》时，我的头发都竖起来了。

　　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对我们来说这太棒了。”列侬曾说。他对“猫王”痴迷不已，不仅在卧室里张贴“猫王”海报，还留起了类似的飞机头，尝试以他的方式演唱；麦卡特尼亦是如此，他学埃尔维斯的方式弹钢琴，直到父亲完全受不了地嚷道：“如果你不能好好弹琴，那就索性不要弹了！”

　　几年后，他们自己组建的乐队，很快让人们暂时忘记了“猫王”。后来有美国媒体这样形容披头士：“4个‘猫王’加起来，减去6岁，加上英国腔和讥讽的腔调，这就是披头士。”

　　保罗·巴雷夫第一次注意到披头士，是在利兹Odeon剧院的舞台上。当年的巴雷夫还是摄影界的新人，刚刚离开学校，正为自己的首个专题寻找拍摄目标。虽然此前对披头士一无所知，但凭着年轻人的本能，他几乎第一眼就相中了这支乐队。“他们一上场，女孩的尖叫声瞬间将整个剧院淹没，你几乎听不清楚他们在唱什么，却还是能感受到一种异乎寻常的氛围。他们太有魅力了。对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正是我们需要的。”巴雷夫对记者说。

　　作为披头士的第一批乐迷，出生于1950年的巴雷夫是英国战后“婴儿潮”的一代。当时的英国经历了二战，百废待兴，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老人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过上宁静祥和的生活，但新一代则认为循规蹈矩的生活太老套。

　　这群年轻人对循规蹈矩的英国流行文化同样感到厌倦。他们渴望看到更具视觉刺激的表演方式。于是，年轻人将视线转向大洋彼岸的美国，包括格里高利·派克、奥黛丽·赫本、詹姆士·迪恩在内的许多美国明星都对英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又以“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为甚。在此之前，英国年轻人从未见识过如此激情四溢的舞台表现力。

　　“猫王”曾说：“当站在舞台上的时候，你必须带给观众一场秀，一场能够吸引人群的秀。”这种在舞台上尽情燃烧的表演风格，对早期的披头士影响极大。“是他将我们带出了利物浦，”约翰·列侬曾这样说道，“是他让我们第一次感觉到摇滚是多么酷，甚至可以超过蓝调和爵士。”

　　“我最爱他大约1956年时的样子，非常年轻、帅气，有璀璨的双眸，有古典的美妙嗓音，还非常幽默，激情四溢。”麦卡特尼说道。

　　这句评论听上去多少有些耳熟。“年轻、帅气、幽默、激情”，同样是人们对当时披头士的评价。

　　“在他们之前从未有英国乐队那样表演。他们会在表演间隙开一些玩笑，很会与歌迷互动。对年轻人来说，他们既酷又时髦。”披头士成立初期的演出地“洞穴”俱乐部(The Cavern)的合伙人比尔·海克尔(Bill Heckle) 告诉记者。

　　“洞穴”俱乐部

　　不过是一条小巷子而已！这是记者来到马修街时的第一反应。这条不足百米的巷子隐藏在市中心Hard Days Night Hotel拐角处，如果不小心寻找，很容易便会错过。只有巷子口那尊斜靠着墙的列侬雕像，以及巷子一边红砖上的歌手签名，暗示着这条小街对整个流行乐坛的意义。

　　“去年阿黛尔来这里演出，我们邀请她将名字留在红砖上，小姑娘受宠若惊。”记者与比尔·海克尔站在这面红墙下，搜寻着那一个个撼动乐坛的杰出名字。每块砖都篆刻着一个音乐人的名字，从绿洲乐团、埃里克·克莱普顿到最近的阿黛尔。这些流行音乐每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名字，紧紧围绕着一块篆刻有“ 披头士”字样的红砖，向四周蔓延开去。

　　海克尔是马修街上“洞穴”俱乐部的合伙人之一，他告诉记者：“对许多歌手来说，能在“洞穴”的舞台上表演，便意味着一定的地位。”

　　在所有关于披头士的回忆中，“洞穴”占据着必不可少的位置。在“洞穴”的历史上，披头士的表演期在1961至1963年期间，其中又以1962年最为频繁。不过，列侬等人在“洞穴”演出的最初时代可以追溯至1957年2月，他们当时以“采矿人”(the Quarrymen)为乐队名在这里进行了首演。他们也是最早涉足“洞穴”的摇滚乐团，在此之前，这里通常只表演爵士和蓝调音乐。尽管被警告“会被观众生吞活剥”，列侬依然不顾酒吧的规定和观众喜好，坚持在首演中演唱“猫王”的名曲《don’tbe cruel》，据说当时的酒吧老板Sytner 挤过人群，警告他们“切掉这倒霉的摇滚乐”。

　　1961年2月9日，列侬、哈里森、麦卡特尼以及鼓手彼德·贝斯特，首次以披头士为名在“洞穴”表演。相比他们在“洞穴”更早时候的表演，这时四人刚完成了炼狱般的汉堡之旅。四个男孩不仅认识了性、毒品、摇滚乐，还开始真正学会如何取悦观众。

　　“汉堡之行让披头士成为披头士。在此之前，他们堪称是全利物浦最糟糕的乐团。”传记作家斯皮茨说，“正是在汉堡，通过许多表演，他们积累了舞台经验。他们终于知道如何以正确的方式秀自己，如何应对台下哪怕是最糟糕的场面。除此之外，汉堡之行是四个小伙子第一次离开家乡。他们有很长一段时间必须生活在一起，关系也比任何时候要融洽。”

　　1961年11月，布莱恩·爱普斯坦在“洞穴”第一次见识了披头士的演出，并决定与他们签署一份为期5年的经纪合约。1962年，林戈·斯塔尔加入乐团；同年8月，他们在“洞穴”演唱了乐队的第一支原创单曲《Love me do》，至今为止整整50年。

　　或许是重新翻修的缘故，如今马修街上原来招老鼠的水果店没有了，披头士们在演出后经常光顾的红酒酒吧被Vivienne Westwood时装店代替。这里已经不复1960年代的脏乱和破旧，在披头士演出的那个年代，马修街到处可以发现老鼠的踪迹。

　　只有“洞穴”还依然竭力维持往日的风貌。沿着不算宽阔的石阶走到地下，我们来到“洞穴”的心脏。这里的一切正如其名，仿佛是一个临时挖建出的洞穴。俱乐部的空间并不算大，墙壁四周张贴着最新的演出节目单和海报。“洞穴”合伙人还保存着披头士时代的节目单——他们与别的乐团一起拼盘演出，表演时间大约1个小时。“那个时候，他们的待遇与别的乐团没什么不同。”海克尔指着节目单这样告诉我们。

　　他向记者透露，披头士与俱乐部老板签了长约。在“洞穴”表演后期，他们已经在当地非常出名，开始试图摆脱“洞穴”的地下演出形式，一度希望可以毁约。披头士在“洞穴”的最后一场演出是在1963年8月3日，那天整条马修街出现前所未有的人潮。

　　“无论后来如何功成名就，对利物浦人来说，披头士就像是从邻居家走出去的大男孩。人们将他们看作自己人，真心为他们日后的点滴成就感到自豪和高兴。”“洞穴”合伙人认为，利物浦的印记早已成为披头士的一个符号，“他们身上有属于利物浦人的特质——坚强、爽朗、直接，有时又不乏讥谑。列侬尤为如此。”

　　“他们的根绝对是在利物浦的，因为那是所有人的家乡。我们都在那里长大。”列侬同母异父的妹妹茱莉亚·拜尔德(Julia Baird) 这样告诉记者。

　　幕后推手

　　布莱恩·爱普斯坦的伦敦旧居，位于Mayfair地段的一幢优雅的白色建筑。这里堪称全伦敦最昂贵的地段，绿树成荫，行人稀少。在披头士最辉煌的年代，这里永远挤满了疯狂的少男少女，以及时刻驻守在此的媒体记者。

　　爱普斯坦与披头士于1961年底签约，仅仅用了两年时间，他就将四个来自利物浦工人阶级的男孩，打造成全世界为之疯狂的偶像。他们走到哪里都伴随着女孩们的尖叫、哭泣、追逐、歇斯底里。当时媒体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披头士狂热”(Beatlemania)。

　　这股狂潮大概要从1963年春天的皇家音乐会说起。披头士是第七个登场表演的乐队，列侬对观众说的第一句话便是：“在听下一首歌时，坐在最便宜的位子上的观众们，请你们用手鼓掌；其他各位，请让你们的珠宝叮当作响就可以了。”这句经典的调侃后被认为是列侬强烈平民意识的体现。皇家音乐会的表演非常成功，吸引了大约1万名以上英国人收看，大家都在谈论这支乐队。

　　布莱恩·爱普斯坦是这股“披头士狂热”的幕后推手。1934年出生的爱普斯坦原本经营着家族唱片行的生意，在他处理NEMES 唱片的日常事务时，突然注意到许多人来询问一张名为《我的美人》的专辑，然后发现这张专辑的伴奏来自于利物浦一个名叫披头士的乐队。于是，他便专程跑到“洞穴”俱乐部看披头士的演出，从此成为这四个小伙子最大的粉丝。

　　接手披头士之后，爱普斯坦对这四个男生进行了彻底改造，第一步就要求他们彻底抛弃原本牛仔裤、皮夹克的着装方式，改穿更贴近英伦绅士的羊毛西装、裁剪合体的衬衫、西裤，系素色领带，并勒令他们改掉在舞台上嚼口香糖、抽烟的习惯。

　　起初，这群来自工人阶级的男孩对此感到不适应，不过性格平和的麦卡特尼首先屈服了，但列侬格外抗拒。爱普斯坦要求他们在一段时间内慢慢适应：“先是在表演时这样穿，然后自然过渡到私下也这样打扮。”直到有一天，列侬突然说：“好吧，我会穿的，只要有人付我钱，我穿个气球也可以。”

　　爱普斯坦的另外一项艰巨任务，就是将披头士介绍给唱片公司。披头士的音乐制作人乔治·马丁爵士，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爱普斯坦的情景：“这人看上去非常歇斯底里。”爱普斯坦甚至以唱片行老板的身份威胁EMI 唱片公司，如果不签下披头士，他将中止与EMI唱片往来的所有其他业务。

　　爱普斯坦的威胁生效了，EMI将这支日后最成功的乐队签给了旗下的留声机唱片公司。1962年6月2日，披头士在Abbey Road录音室开始第一张专辑的录制工作。在此后的多年时间内，乔治·马丁爵士是披头士几乎所有专辑的制作人。

　　在英国成名以后，爱普斯坦决定将披头士带到美国。披头士渴望征服美国市场，一方面，与所有音乐人一样，在美国成功才算得上是真正蜚声国际；另一方面，这里是“猫王”的故乡，他们渴望在偶像的故乡取得成功。

　　1964年，披头士来到美国。当飞机降落在肯尼迪国际机场，舱门还未打开，他们先听到了机舱外传来的轰鸣声。“很奇怪，我们本以为那是引擎的声音，可后来引擎熄火了，声音还没有停。这才意识到是歌迷尖叫的声音。”乔治·哈里森后来回忆道。肯尼迪国际机场早已聚集了成千上万名粉丝，由于爱普斯坦的成功运作，披头士还未抵达美国，他们的歌已经在那里红了。

　　1964年2月9日， 披头士在美国著名的《苏利文剧场秀》上登场。这是当时全美收视率最高的节目，大约有4000万名美国观众收看，相当于当时美国总人口的40%。披头士在美国大获成功，他们的专辑不仅攻占了排行榜第1名，还攻占了第2、3、4名。此后，披头士开始迈向巅峰，陆续推出了《Rubber Soul》、《Revolver》以及《Sgt.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等多张摇滚乐历史上的经典专辑。

　　1967年8月27日，因为服用过多抗抑郁药，爱普斯坦在他的伦敦公寓过世。“消息传来，所有人都崩溃了，披头士失去了一个像乐队父亲那般的角色。”列侬的第一任妻子辛西娅曾这样回忆。

　　解散

　　1970年，随着列侬与麦卡特尼相继宣布退出，披头士实已解散。

　　“我并不对这个决定感到吃惊，”披头士传记作者斯皮茨告诉记者，“这四个小伙在20 多岁的时候组成了披头士乐队，当时他们其实还远未成熟，性格也尚未定型，这让他们能够以团体的形式生活和工作。十年过去了，他们成长为完全不同的人，世界观也产生了巨大差异，于是他们渐行渐远，再也不能像最初那样和谐地一起工作了。

　　事实上，他们也不想在一起工作了。

　　他们各自对不同领域产生兴趣，这是一桩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他们本来就是完全不同的人，这意味着小伙子们未来的发展方向一定是不同的。”披头士传奇故事纪念馆总监杰里·高德斯密斯(JerryGoldsmith) 这样向记者解释。这种差异在纪念馆的最后一个大厅展现得淋漓尽致——约翰成为文化符号和和平斗士，保罗开始关注慈善事业，乔治对一切神秘主义事物迷恋不已，林戈则继续专注他的演艺事业。

　　也正是这种截然不同，使得披头士取得空前的成功。“将他们分隔开来看，我觉得没有一个是有意思的，也没有一个人可能对音乐和文化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但当四人开始合作，相互竞争，奇妙的化学反应就产生了。他们将不同的特质带入这个团体，使其成为史上最具影响力、最有创造力的乐队，这种魅力甚至能够延续百年以上。”斯皮茨说。

　　在这位传记作者眼中，披头士四位成员性格中唯一类似的一点，就是他们都从工人阶级父母的身上继承了极强的工作精神。“尤其是约翰和保罗，当他们百分百投入自己的创作中时，周遭的一切便成了空气。他们将自己隔绝于世界之外，然后全情投入。没有任何人和事能够影响他们的这种工作状态，这使得他们的作品几近完美。”斯皮茨说。

　　很多人都将披头士的最终解散，归因于列侬和麦卡特尼之间的竞争走向极端。“布莱恩死了，我们就瓦解了，保罗掌控大权，可你真以为有什么能领导我们吗？”1970年列侬在接受《滚石》杂志采访时不无愤懑地表示。

　　不过，也有人认为是列侬本人的愤怒和易变，毁了披头士。“我感觉其他三人甚至都有点怕他，尤其是与洋子在一起后。”EMI 唱片的混音工程师菲尔·麦克唐纳回忆说。

　　以披头士在Abbey Road 录制唱片《Let it Be》为例：开工当日，列先是以不久之前发生车祸为由要求推迟进入录音室，而当他最后进入录音室时，大家发现他竟然还带着洋子和一张床，为的是可以让洋子躺在床上参与专辑录制并提供点评。“对此其他披头士成员都没敢出声抗议。”麦克唐纳说。

　　许多年过去了，不能接受披头士解散的粉丝，一度将这个结局归咎于列侬的遗孀小野洋子。在披头士最后的日子里，麦卡特尼曾对伦敦《标准晚报》说：“约翰爱上了洋子，不再爱我们了”。

　　1969年9月，在《Abbey Road》成功发行后，列侬带着妻子洋子，及包括埃里克·克莱普顿在内的新班子参加了多伦多摇滚音乐节，并通知其他成员，他正在解散乐团，“就像离婚一样”。

　　1970年4月，麦卡特尼发表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宣布披头士解散。

　　尽管此前早有相同想法，但麦卡特尼宣布单飞的消息对列侬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挑衅，因为列侬认为，作为乐团的创始人，应该由他本人第一个宣布这个消息。他愤恨地告诉外界：“我真是一个傻瓜，没有做保罗做的事情，借此来卖唱片。”

　　事已至此， 列侬与麦卡特尼这对从小结识，彼此欣赏，共同成长，同样经历过年少时至亲离世(1956年麦卡特尼的母亲死于乳腺癌，1958年列侬的母亲茱莉亚死于车祸——编注)痛苦的哥们再也回不去了。

　　“天啊，这帮家伙终于要解散了。”格林·琼斯后来向《滚石》杂志回忆道。作为音响工程师，他自1969年1月开始参与披头士专辑《Let it Be》的制作和纪录片的拍摄。他回忆说当时的情况糟糕极了，乐团成员们矛盾重重，争吵不断，麦卡特尼和列侬就各自创作曲目的排序问题僵持不下，最后哈里森只好邀请键盘手比利·普雷斯顿加入——因为有外人在能让披头士表现得好些。

　　然而，尽管乐团内部纷争不断，披头士解散前的最后两张专辑《Letit Be》和《Abbey Road》，依然被认为是他们创作才华日臻成熟的代表。“当四个人聚集在录音室时，他们散发的光芒让你无法忽视。”乔治·马丁爵士表示。

　　披头士解散之后，四个成员开始走向不同的人生。多年以后，在谈论起披头士时，哈里森曾如此说道：“一切都那么久远，是否我真的去过那儿，或许那只是一场梦而已。”

　　利物浦印记

　　如今，距离披头士成立，已经50年过去了。但他们的影响力并未式微——尤其在他们的故乡利物浦。

　　利物浦俨然是一片披头士的海洋。位于市中心的披头士传奇故事纪念馆，是游客的必游景点；街道上四处可见与披头士相关的纪念景点标示；百货公司的巨幅海报，依然以披头士作为经典的形象代言人；Hard Days Night Hotel(根据披头士著名单曲《A Hard Day’s Night》命名)是全利物浦最昂贵的精品酒店??这是一个被“披头士”滋养着的城市；50年前，披头士的四个男孩从这里走向了世界。

　　在披头士的创作中， 融入了关于在利物浦成长的记忆，其中包括闻名遐迩的《Penny Lane》、《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

　　《Penny Lane》是列侬妹妹茱莉亚·拜尔德最爱的披头士曲目之一，歌曲名便士街就在她和列侬小时候居住的地方附近。正是在那里，17岁的列侬认识了15岁的麦卡特尼和13岁的哈里森。他们和另几名伙伴组建了“采矿人”乐队，这就是披头士的前身。

　　便士街距离麦卡特尼和列侬的旧居不远，所以成了他们年少时结伴外出的固定地点。从利物浦市中心打车到此地，大约需要40 分钟。

　　也许是载过太多游客来这里参观，一听说我们要去便士街，司机便已熟门熟路地帮我们规划了一整个参观流程——街道一头是著名的披头士理发店，对街的几家酒馆是他们早期在利物浦表演的固定场所。如果表演得很晚，他们会在隔天早上去附近的咖啡馆吃早餐，聊天，漫无目的地消磨时间。

　　麦卡特尼于1967 年创作的《Penny Lane》， 收录在专辑《Magical Mystery Tour》中。它被认作是麦卡特尼与列侬之间的一场创作竞争——1966 年， 列侬也以幼年生活为背景创作了歌曲《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而草莓甸(Strawberry Fields)正是列侬年少时居住地附近的一个童子军活动场所。在《Penny Lane》中，麦卡特尼这样回忆儿时的街道：“街口的理发店贴满了名人照，市郊的天空一片湛蓝，穿着女王玉照的消防员，路边小摊的炸鱼和炸薯条？便士街道总在我眼前浮现，在我耳畔萦绕。”

　　因为这首歌曲，如今的便士街已扬名国际，街边的理发店依然还在，不过已经贴满了披头士的照片。

　　与利物浦的许多地方一样，50年过去了，不少当地人依然在依靠披头士效应赚钱。“我其实并不怎么喜欢披头士的发型，不过来个披头士样的荷包倒是个不错的主意。”理发店老板半开玩笑地对记者说道，尽管披头士发型是该店的招牌之一。

　　除此之外，这个地处利物浦郊外的中产阶级社区与麦卡特尼的描述大相径庭。这里没有消防员，没有炸鱼薯条，街角也少有女郎出现。

　　整个街道不过百米长，四周是大片绿地，白天的时候人烟稀少。据说，有人曾就此询问过麦卡特尼，他本人则坦诚说，歌曲内容本身有刻意美化回忆的部分。

　　对往昔充满美好回忆的不仅是麦卡特尼，列侬亦是如此。1945至1963年间，他与咪咪姨妈一起住在Mendips，后随披头士巡游全球，再后来移居伦敦和纽约。“总有一天，当我不再有名，我会回到这里，过平常人一样的生活。”成名后的列侬曾数次这样表示。

　　列侬本有机会回故乡。“咪咪姨妈是11月7日过生日，约翰打来电话，说会在圣诞节后或1 月初回利物浦，一大家子打算在Mendips聚会。在利物浦期间，他还会参加鲍勃·哈里斯的《老调重弹》节目录制，那是大家都很爱的电视节目，所以每个人本来都非常期待。”茱莉亚回忆说。

　　然后，所有的一切都永远定格在了1980年12月8 日——列侬在达科塔大厦门前遭马克·查普曼枪杀。32年过去了，列侬遗孀小野洋子以另一种方式为丈夫完成夙愿。2003年， 洋子以16万英镑的价格买下Mendips，并将其捐给国民信托组织(National Trust)。“在洋子之前，这里的业主是一名律师，”Mendips 的守门人西蒙·奥斯本(Simon Osborn)告诉本报记者。

　　Mendips是披头士成员旧居中唯一保持原来风貌的建筑，每年吸引超过1万名游客到访，其中不乏歌手，他们到此朝圣先人或者缅怀过去。2011年，鲍勃·迪伦来到这里。“我能在约翰的房间单独待上一会儿吗？”他关上房门，仰面躺倒在列侬的床上，抱着吉他，一遍又一遍弹奏起那些记载着往昔岁月的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