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凯恩斯革命以来，货币政策被赋予了越来越大的使命，但这些额外的政策目标，不仅难以有效实现，而且可能削弱货币政策原有的功效。因此，货币政策救赎全球经济的历史难以重演，宽松货币政策V2.0的效果可能弱于预期，全球经济降温的持续性不容忽视。

　　程 实

　　虽然大部分人都明白“不会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哲理；但世人们总是容易笃信某种永恒，比如爱情，比如降息。伴随着下半年债务危机的急剧恶化，2008年的恐慌在悄然复制，而全球宽松货币V2.0时代的到来则让市场不由自主地产生了成功复制全球宽松货币政策V1.0的联想。在不久前的过去，全球宽松货币政策V1.0挽狂澜于既倒，将市场从百年难遇的次贷危机中生生拽离。

　　毫无疑问，危机令人厌恶，股市萧条则更让人忍无可忍，对政策救赎充满期盼实属情有可原。然而，货币政策的成功能否复制，却并不取决于人们的愿望。直白地说，没有简单复制的危机，更没有必然能挽救经济颓势的宽松货币。

　　人们愿意相信永恒，历史却从不简单重复。爱情不是永恒的，因为每个人都在改变；政策救赎不是永恒的，因为政策本身在改变。如果说，三四年前，次贷危机后的宽松政策V1.0是原旨的，那么，2012年欧债危机后的宽松政策V2.0则是异化的。这种异化，是货币政策目标在危机接危机背景下的突破传统和内涵扩大。

　　在美国，货币政策异化表现为政策目标的“被动扩大”。如果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今年市场人士和新闻媒体几乎在反复询问和讨论一个问题：QE3会不会推出？美国每个高频经济数据发布后，欧洲每有风吹草动之后，甚至中国每次股市刷新低点纪录后，市场总是会机械地加重对美国货币政策发力的憧憬。从美国的角度看，美联储的政策视线可能从没有过实质意义上的外移，美国的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始终是伯南克政策菜单上仅有目标；但从全球的角度看，对美联储的关注视线却大大超出了美国本土的范围。某种意义上说，由于美联储在拯救次贷危机中的领头羊表现，美国货币政策被市场被动赋予了“维持全球经济信心”的额外目标。但这种被动扩大的政策目标，却难以有效实现：一方面，美联储是美国的央行，伴随着金融危机震心从美国向欧洲的转移，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发力领跑的主动性明显降低；另一方面，QE3是美国的QE3，鉴于美国第二季度1.5%的经济增长率超出市场预期，且美联储在今年整体表现出相对强势，成本高昂的QE3对于美国而言并非必要。值得注意的是，政策目标的被动扩大，本质上反映出二次危机背景下全球救助政策的透支和无力，以及美国经济金融地位的悄然上升和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潜在逆流，而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未来全球经济复苏的新风险。

　　在欧洲，货币政策异化表现为政策目标的“主动扩大”。作为全球最富独立性盛名的央行，欧洲央行一向被寄予通胀杀手的厚望。但在欧债危机几番反复、不断升级、渐趋失控的背景下，欧洲央行不仅将基准利率降至历史低位，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目标的高度偏爱，还进一步将政策目标主动扩大至“维持货币一体化的稳定”，德拉吉毫不讳言“将竭尽全力、誓保欧元”。虽然从可用货币政策工具看，欧洲央行比美联储更有牌可出，但货币政策能否发挥稳定统一货币区内在秩序的效应，还存在很大疑问：一方面，此举颇有头痛医脚的意味，欧元区的稳定更需要财政一体化的推进和财政巩固的实质进展；另一方面，此举也有黔驴技穷的意味，德拉吉的言论就像是亮剑，具体如何出剑还未见端倪。更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央行政策目标的主动扩大，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欧洲局势在超常规演化，这暗示着危机的持续性和经济颓势的长期性可能会超出市场预期。

　　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货币政策异化表现为政策目标的“潜在扩大”。从去年下半年起，全球新兴市场经济增长骤然失速。起初，市场更愿意相信这是危机冲击下的短期阵痛，但随着经济形势在宏、微观层次上的同步恶化，越来越多人怀疑，这也许是高速起飞阶段终结的长期表征。如此背景之下，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姗姗来迟的宽松货币政策被潜在赋予了“调整经济结构、促进长期发展”的政策目标。但这种潜在扩大的政策目标能否实现，还存在一定变数：其一，从危机升级阶段投资贡献度的提高来看，减速并非与调结构并行而至；其二，货币政策在调结构上的有效性值得推敲，例如不对称降息和利率市场化的推进，理论上能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促进利益再分配从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的转移，但从微观反应看，货币政策的变化大幅增强了大型企业集团，特别是拥有财务公司这类内部“准金融机构”的企业航母的议价能力，而在利润增幅下降、市场竞争激烈的背景下，金融机构的微观组织反而可能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服务大客户上，相对减弱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和服务，这与调结构的初衷背道而驰。

　　值得深思的是，部分新兴市场体政策目标的潜在扩大，间接反映出高增长极限阶段的到来正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而新兴经济体的政策层还尚未找到应对这些挑战的效果互补、行之有效的一整套政策搭配。

　　从局部上升到整体，对于全球而言，货币政策异化则表现为对传统理论的实践突破。自凯恩斯革命以来，货币政策被赋予了越来越大的使命，而这种趋势在2007年、2012年的两次危机中发展到了极致，不同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均被赋予了更多的政策目标。但实质分析，这些额外的政策目标，不仅难以通过货币政策有效实现，而且可能削弱货币政策原有的政策功效。总之，没有永恒的政策救赎。货币政策救赎全球经济的历史难以重演，宽松货币政策V2.0的效果可能将弱于预期，全球经济降温也许并不会如2009年那般剧烈，但持续性不容忽视。(作者系金融学博士，宏观经济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