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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看不见的手改变中国

发布时间: 2012年08月15日 15:56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 长江日报

  

  什么改变中国

  凡事一旦开了口子,就不是发起人的主观意志所能控制的了。我们看到的很多改革结果,不见得一开始就有一个明确的意图。改革本身也是有一只“手”在指挥。

  中国改革如何一路走来?经济成功的秘密是什么?当下全球经济低迷,中国改革如何突破?著名经济学家、北大经济学教授张维迎推出新著《什么改变中国:中国改革的全景和路径》一书,回顾来时路,阐述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改革以及如何改革,并提出了对未来改革方向的预判。

  7日,本报记者赶赴北京,与张维迎教授面对面,围绕在书中提出但未及展开的部分话题、当下社会关注的焦点热点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发挥人的创造性

  在社会转型时代,改革如果要高效推进,开明政治家是成本最低、效果最优的选择。

  关于“再出发”

  读+:有学者提出,推动改革有时候需要领导者力排众议,大手笔推进。你认为当下若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动力从何而来?

  张维迎:改革的动力可以是社会的合力。其中一股重要的力量来自领导者,他们的领导力,在一定社会阶段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美国宪政制度的建立,主要就是靠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等开国元勋,即为美国带来了数百年的稳定的基石。

  在社会转型时代,改革如果要高效推进,开明政治家是成本最低、效果最优的选择。一旦我们建成了法治,社会按部就班了,个人作用相对来说就不是很重要了。我们不能因为害怕强人可能有这毛病那毛病,就意图完全撇开他们。

  当然,强人政治、能人政治、贤人政治,都带有偶然性,可遇不可求。机会不好,强人就可能是双刃剑,很可能把国家的发展带向相反的方向,造成灾难。

  而底层老百姓的观念对精英、对政府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各方力量的博弈要达到一个良性互动的局面,不要零和博弈。

  读+:在你看来,进一步推进改革的核心是什么?

  张维迎:核心是建立有限政府,建设法治社会。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政府权力越大越好,政府强大了,人民特有面子。我们可以看看英国的历史。英国通过革命,将王权限制在了议会之下,法律之下。在此前的王权专制时代,国王借债,总是借不到,打仗不行,国力和国防都很弱,人民并没有面子。革命之后,英国政府借债能力大大提高,国防力量增强,打了不少胜仗,本国的商队也能得到保护。是什么促成了改变?原来你国王耍赖,在人民头上胡作非为,我不敢借钱给你。现在你要耍赖,议会要制约你,我借钱给你比较放心。英国后来国力大增,在很多战争中取胜,而打赢战争是需要财政支持的。

  可见,权力受到限制,政府受到约束,不等于国力会打折扣。纵观全世界,什么性质的政府最强大?法治国家的政府最强大,有限政府最强大。反倒是那些权力不受约束的政府并不强大,在国际谈判中往往处于劣势。所以,下一步改革,首先要把政府行为放在法律之下运行,建设有限责任政府。

  老百姓和政府之间各自都是有选择权的,都是参与博弈的力量。只有老百姓的行为与政府的行为形成良性互动了,才有可能实现法治社会了。

  读+:你说中国改革有时“假戏真唱”,有时“真戏假唱”?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和盘端出改革方案呢?

  张维迎:真戏假唱或假戏真唱,包涵着一种改革的策略、智慧。历史上很多改革,如果一开始就和盘端出所有的方案,很多人可能就不愿意往前走了。所以小平才要摸着石头过河,不告诉我们究竟要去哪。

  改革到了今天,出现一些好的结果,也有一些坏的结果,小平当年也不可能完全预料到。比如土地包产到户,当时大家认为一年一包,提高产量解决温饱就成,土地还是集体所有。但是一年一包的做法使得农民不会对土地作长期投入,比如施肥、兴修水利等。后来就接着改,一包就是5年,10年,30年。

  凡事一旦开了口子,就不是发起人的主观意志所能控制的了。我们看到的很多改革结果,不见得一开始就有一个明确的意图。我在十多年前就提出,改革本身也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指挥。好多东西都是“有意识设计的非意识后果”。计划之所以不行,正在于人的无知,不可能预计所有事情的后果。人的本性需要自由,安全感。而只有解除束缚,人们才能发挥各自的创造性,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

  竞争解放生产力

  放权让利,权力逐步分解,由中央下放到地方,地方下放到企业,这是我国改革开放早期和中期一直坚持的路数。

  关于地方

  读+:你很早就提出,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竞争发挥了巨大作用,能否具体阐释一下?

  张维迎:多个计划经济比一个计划经济要好,计划经济与计划经济之间竞争的结果就是计划经济逐一破产,一个个垮台,市场最终出来收拾残局。放权让利,权力逐步分解,由中央下放到地方,地方下放到企业,这是我国改革开放早期和中期一直坚持的路数。

  地方政府竞争就跟国家间的竞争一样,具有推动社会经济变革、解放生产力的重大作用。但是社会如果总要依靠权力来维护竞争的局面,那么竞争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后停滞不前。

  读+:张五常等学者曾提出,偶然形成的地方政府竞争模式是“五千年最好”的制度安排。有些学者担心这个过程会被变革打断,你怎么看?

  张维迎:现在很多人担心地方政府竞争的进程被打断,也有道理。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地方自治非常重要。要实行法治,这是绕不过的话题。我希望决策层能够通盘考虑这些问题。

  作为个人,我们不要凡事都呼吁政府干预,动辄呼喊“怎么政府也不管管!”这是缺乏自立和独立精神的表现。普通人要养成没有政府自己也能协作办事的能力和习惯。

  以慈善为例,这本身是一个民间的事物,但是在我国基本是政府在做。政府做慈善就不会有真正的慈善,老百姓的责任和爱心都会大打折扣。有人在性格上喜欢大政府,有人则喜欢小政府。美国有调查显示,喜欢大政府的人在社会公益方面往往还不如喜欢小政府、信奉市场的人热心、积极。相信市场的人都相信个人的力量。而喜欢大政府的人,则把献爱心看成是政府的事。

  读+:前不久你出席某论坛时曾表示,在全球化的今天,区位优势已越来越不重要,而制度优势才是经济长远发展的不二法门,你希望地方政府致力于制度创新。以目前来看,地方政府进行制度创新的腾挪空间有多大?该从哪里着手?

  张维迎:地方政府实施制度创新的空间说大也大,说小也小。目前地方的束缚主要来自一些精神性的束缚,得过且过,宁可不干事、少犯错。

  这样说,不等于说地方政府不能有所作为。比如广东,这么多年一直在试。上世纪80年代很有意思,广东的开放,深圳的开放,其实是中央和地方互动的结果。中央内部意见不是很统一,但是广东的地方大员们,包括习仲勋、任仲夷,认准了就干。有人跑到中央告状,中央把大员叫来批评一通,勒令做检查。他们回去之后闷不做声,不告诉下属做了检查,因为一旦告诉,他们会泄气。当然,地方大员之所以敢那样做,还是因为中央有小平等人支持他们。

  所以,各级领导人的观念在未来改革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路怎么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勇气。其实在制度创新上努力,个人声名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这种超越物质利益的观念收益,未尝不是一种利益。一个人要么改变别人的理念,要么被别人改变理念。一个伟大的领导者,他的观念和行为会让更多人受益。

  政府面对市场风云变幻,最好还是以不变应万变。

  要让企业家对政策有安全感

  关于经济刺激

  读+:当年4万亿刺激计划出台前,你就公开表示过反对。面对如今的经济困难,政府和企业该怎么做?

  张维迎:如今的局面跟当年的刺激有密切关系。一个人本来是聋了,结果给治哑了,现在又开始研究新的治疗方案;这方案可能把那人治瞎。所以,我认为政府面对市场风云变幻,最好还是以不变应万变。我知道自己的影响有限,也算是立此存照吧。

  作为企业,他们必须做好应有的准备。有的企业自身存在问题,可能活不下去。不要寄希望宏观调控来拯救自己。政府的资源不是无限的,他没办法的时候只有印钞票,而印钞票无异于饮鸩止渴,全民财富大挪移和大缩水。企业也不要寄希望于客户。客户没有良心,他要你天天讨好他,提供最好的服务和质优价廉的产品。企业必须苦练内功。

  读+:改革有无可能被形势倒逼着进行下去?

  张维迎:形势倒逼改革,是我们这30年一个主要的基调。日子混不下去了,非得改不可。我之所以对改革前景不是特别悲观,原因就在这里。一个国有企业,假如现金流很好,账面好看,它不可能有心思改革。这个时候要想理念战胜利益是很难的。突然有一天,全行业亏损了,怎么办?最近又有会议出台鼓励民营企业的措施,那还不是国有企业指望不上了,回过头又想到了民营企业。

  所以当务之急是政策变化不要太频繁,要致力于重新提振企业家的信心,提升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对政策的安全感。预期和安全感的重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改革最重要的是一种精神,而不是什么文字、文件。上世纪80年代,很多改革哪有文件指导?就是脚踏实地地干。大家对改革都有紧迫感,就看谁先捅破那层窗户纸。

  读+: 2004年前后的“郎顾之争”深刻影响了此后几年政府的诸多决策,引发了“国进民退”,不少改革从此停步不前。当时那样一种社会心态,有没有可能与民意无关,而是被激发和操弄的?

  张维迎:当然与民意有关。民间很复杂,对于改革有高兴的,有不高兴的,的确没有多少共识。那个时候互联网已经兴起,个人博客什么都有了,加上媒体喜欢凑热闹,舆论飞快就沸腾了。当然,媒体的这个特性也无可非议。不能责怪媒体。媒体对理念的塑造非常非常重要。

  一个内心强大、有着自己坚定信念的领导人,可能不太容易被社会舆论影响,不容易发生动摇。但是如果自己本身没有理念作支撑,那就只好被舆论牵着走了。

  相信时间的力量

  法治是人心的内在需求,尤其是有产者赖以心安的基础。

  关于中产

  读+:你为何认为法治国家要建立在一个稳固的中产阶层基础上?

  张维迎:正常的发财致富者,必然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取得财富。这样的个人和阶层必然有着更强大的责任心,对规则和法制的渴望非常强烈,他们所做的决策也更符合社会普遍需求。即使那些通过不正当不公平规则致富的人,不是依靠市场竞争取得成功的人,最终也会产生对法律和规则的需求,因为他的财产需要保护,子女对财产的继承需要切实的保障。哪怕他就是一个小偷,他在偷盗之际无视法律,但是一旦得手了,就会希望自己的财富不要再被人随便偷走。所以,法治是人心的内在需求,尤其是有产者赖以心安的基础。

  健康的发财致富者越多,社会越良性。市场社会的流动性很强,极少出现依靠继承财富而致富的贵族。通过市场竞争而致富的社会不会出现两极分化。只有那些特权遍地的社会才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

  读+:你对我国中产阶层的发育和现状有着怎样的观察?

  张维迎:中国究竟有一支多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不好估计。由于我们的环境,很多人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价。但是你可以通过那些富豪榜进行观察,还有就是这么高的房价,都是真金白银买出来的。还有奢侈品市场,他们的客户如今大多来自中国。

  读+:你很强调观念传播的作用。有一个困境,那就是你真正想说的话不能直接说出口,而一些错误的观念却可以凭借“正确”大喊。对于这种观念传播上的“不平等”,你有没有具体感受?

  张维迎:在我国的观念竞争中,有一些观念天然就要冒风险,有一些天然不用冒风险。观念的变革是我们这场影响深远的变革的一部分。很多所谓的新左派知识分子是不真诚的,带有投机成分,他们并不真心相信自己的观念。

  对于观念竞争的终极结果,我本人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好的观念会深入人心。我对改革抱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所谓谨慎乐观,就是从长远看,我是持完全乐观态度的。 

  慧聪书院位于现代化的中关村大街旁,紧邻新中关购物中心,是一幢低矮的四合院。天井中种有松柏,树枝上挂着鸟笼,鸟鸣瞅瞅。7日下午3时,张维迎身着浅蓝色T恤,应约准时出现在天井之中。

  1959年生于陕西吴堡县一个普通农家的张维迎,父母并不识字。他25岁获得西北大学经济系硕士学位,同年即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直接参与了对中国经济改革政策的研究。1990年9月,他入牛津大学读书,1994年获博士学位。1994年8月回国任教北京大学,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目前为北大经济学教授。

  作为著名经济学家,他在知识分子、政府和社会大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他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他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企业改革的理论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

  他针对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发表的看法,经常成为媒体和社会关注的焦点。

  2006年3月,他发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的长文,将有关改革的争论推向一个高潮。

  去年7月,他出版了《市场的逻辑》一书。今年7月,他再推新书《什么改变中国:中国改革的全景和路径》。

  张维迎善于用通俗简单的语言表达复杂的经济学道理,其著名言论有:

  “政府审批公司上市,就好比新人去政府部门领证,长得不好看的,政府不让结婚,不给办证”。

  “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

  类似的生动言论还有很多。面对中国改革千头万绪的难题,他喜欢从最实际、最可能达到效果的角度切入,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措施。但是由于他的过分务实,很多观念超出了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理解力和接受力,比如他提出:与其任由“三公”等腐败行为任意侵蚀财政,不如从财政预算中拿出一块补贴官员,用度超出部分由他们自理,有盈余则让他们落袋为安。他的“金钱赎买权力”论,被认为可以有效控制财政无限度支出,但却不能被大众接受。

  他对凯恩斯主义的高度警惕,对经济刺激计划的一再公开反对,让他在政府一方有时候也觉得难以接受。

  7日,面对本报记者侃侃而谈时,他始终面带微笑,但其间也自嘲了两次:“我知道说了也没用,就当是立此存照吧”。

  《什么改变中国》

  副标题:中国改革的全景和路径

  作者:张维迎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7月

  页数:258

  本报北京专稿 特派记者刘功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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