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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艺:维护戏剧精神的神圣

发布时间: 2012年08月16日 10:02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 东方早报

  当《窝头会馆》的演出结束,演员们再一次齐刷刷地站在一起,齐呼了一句“谢谢上海”,观众们迟迟不肯离开,字幕机上第一次打出了“上海,再见”的字眼,现场的澎湃,在北京人艺来沪演出的第19个夜晚达到沸点。

  

  《窝头会馆》剧照

  

  濮存昕 北京人艺副院长

  

  刘恒 小说家《窝头会馆》编剧

  

  焦晃 话剧表演艺术家

  

  王安忆 作家

  

  陈薪伊 戏剧导演

  

  荣广润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前晚,随着《窝头会馆》第五场演出的结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微博)六十周年来沪演出正式落下了帷幕。在这个夏天,共有25000人走进上海大剧院,观看了北京人艺5部剧作的19场演出。无论是演出场次还是票房,都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在前天下午的座谈会上,作家王安忆无奈地感慨,因为“没有票”只看到了《窝头会馆》。在这个夏天,北京人艺成为上海文化界最热闹的一个话题。

  时隔24年,北京人艺来沪演出再一次成为了上海的文化事件。在演出的最后一天,张和平、濮存昕、杨立新(微博)、陈薪伊、杨绍林、焦晃、罗怀臻、毛时安、荣广润、王安忆、陈村(微博)、刘恒等京沪戏剧文化界人士聚集在一起,共同交流了北京人艺此次演出。座谈会上,虽然专家也谈及了此次5台演出的一些问题,但北京人艺火爆背后的启示,却是大家更关注的焦点。

  “北京人艺最值得上海学习的是文化的力量”

  作为上海话剧人的一员,执导了此次北京人艺《原野》一剧的导演陈薪伊在座谈会上颇为激动,她的发言也很具感染力,她说道:“坚守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文化智慧。北京人艺的风格不是北京味,人艺的风格是文化的力量!文化是北京人艺一以贯之的,无论剧目选择和人才培养,都是牢牢地抓住文化——这个最重要的支撑点。无论怎么改,传承文化的力量不改。无论怎么改,批判文化的力量不改。我觉得北京人艺最值得我们上海学习和借鉴的,不是他们的勇气,是他们的文化,他们文化的力量。”

  陈薪伊说,自己从艺61年,和北京人艺合作是自己20多岁时的梦想。如今梦想成真,和人艺合作的两年间,最大的感受就是人艺文化的力量永远不改。她同时表示,“剧院是城市建筑的英雄”,而如今能够称得起这个称谓的,一直不倒的只有首都剧场:“什么是英雄?英雄的意味就是这里不能有乱七八糟的作品,乱七八糟的作品是不能进来的,这是原则。这才称得起是有文化,有英雄气概的,艺术家必须有责任自己管理自己,你可以不做,但不可以胡来。”

  座谈会上,上海话剧中心的掌门人杨绍林则说,“我觉得这五台戏的演出、这个重大事件正是靠‘神圣’支撑的,而不是靠商业支撑的。当然戏剧需要观众,但是我们更需要这份神圣。我们应该向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那样,维护戏剧精神的神圣。”

  “人艺的那种气场还在,这是最宝贵的”

  北京人艺对于传统的坚持,是座谈会上被大家反复提及的。剧作家罗怀臻对此次演出的三个细节有很大感触,尤其是演出说明书上,没有领衔主演、没有总监策划,所有人员都各居其位各司其职,人人都受到尊重,罗怀臻感慨:“这是大户人家有的规矩。”而在这些细节背后,罗怀臻感受到了北京人艺必须尊重的三个传统:一是坚持话剧是语言的艺术,“它不是一个视觉轰炸和听觉魅惑,演员的自信来自于台词的自信”;二是坚持话剧是文学的艺术,“始终关注人的心灵,每出戏都有很深厚的文学底蕴”;三是坚持话剧的中国学派和中国美感,“北京人艺的风格不再是北京胡同市井概念的、狭隘的北京戏剧,而是以北京普通话为语音,以汉民族文化为基础所代表的中国风格的话,而且都是从当下出发,向更古典、更北京、更中国、更汉文化、更深的传统回归”。

  作家王安忆更多从好友刘恒编剧的《窝头会馆》出发谈了感悟,“那天我看戏的时候旁边坐了尚长荣老师,他看完第一场的时候就非常感慨,说北京人艺真是把它的传统给保持下来了。” 王安忆为此提到一句名言,“很多很多历史养成了一点点传统,很多很多传统养成一点点品位,很多品位养成的一点点艺术”。“其实我在想,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非常勇敢,非常有野心,就是不要传统,想要重新开始一个世界。其实传统是很不容易抛弃的。我感觉刘恒非常严格地遵循了写实主义的传统,可又真的走出了一些新东西。当我们坚持这个传统的时候,传统往往会走到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

  曾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荣广润教授至今依然记得1988年那次北京人艺来沪演出的座谈会上,一位年轻人提出的质疑:“《茶馆》虽好,不过是最后的晚餐。”荣广润说:“我觉得他的意思无非两层,一是说《茶馆》所代表北京人艺风格的东西是不是会被时代潮流淘汰的,二是以于是之为代表的艺术团队还能否继续。” 在荣广润看来,24年过去,这个问题显然有了答案。北京人艺特有的艺术风格,已经成为剧院最可贵的财富,不仅艺术的精致度还在,还同时拥有了一些现代感,这种风格在传承之余还有所发展。荣广润为此十分为上海惋惜:“我至今非常怀念过去上海的人艺与青话,他们各自都有鲜明的风格,现在却丧失了两者的竞争,也流失了各自的风格。”

  “北京人艺那种气场还在,这是非常宝贵的。”荣广润说,北京人艺经常提“戏比天大”,这几个字在这次的5个戏里都能看出来,“现在话剧很多,但话剧精致的程度,艺术理想的追求程度不同,有的戏就是为了票房,所以可以迁就,马虎简单,但是在北京人艺戏剧里面,是看不到的”。

  上戏教授丁罗男十分感慨于北京人艺对戏剧文本的重视,“我们当下的话剧创作有一个贬斥文学的现象,但北京人艺在剧本创作上依然有很高的品质,这次的5个戏都得益于剧本的深刻内涵。我希望北京人艺这种对高品质的坚持、对戏剧文学的坚持,能为当下的戏剧包括商业戏剧树立标杆。”

  而文艺评论家毛时安最后发言时表示,北京人艺这次带来了一种文化气象。一是一种深厚的文化底蕴;二是一种虔诚的艺术精神;三是一种艺术的纯粹性,始终坚持话剧是“话”的艺术;四是北京人艺60年来一以贯之的文化立场,那就是始终有对世道人心变迁的忠实记录、对人性入木三分的挖掘、对人无微不至的关怀。他最后说,“我们要国家的话剧院干什么?国家话剧院就是代表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标高,就是要拿出最好的标高。”

  人艺要向上海学“机制”

  在座谈会上,包括上戏教授丁罗男在内的一些专家,并没有回避此次演出的一些问题。甚至有人坦言:“相比1988年的5台戏,这次的戏显得还是弱了些。”而北京人艺也深知剧团面临的问题。在研讨会之初,院长张和平就诚恳地表示:“我们这次来,不是受表扬的,是来接受检阅的,就是希望上海的同行们、专家们和观众给我们挑刺,因为只有知道了自己的不足,才能够做得最好。”

  《窝头会馆》的编剧刘恒虽然是北京人艺的外援,但在座谈会上却十分认真,从头到尾认真做笔记。在王安忆谈完对《窝头会馆》的感受后,刘恒被主持人要求谈一谈自己的想法,刘恒说:“我一直有个认识,就是,通常你如果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长处,它是不会丢掉的,就好像基因一样。但同样的,如果你也认识不到自己的短处,它也不会脱离你。所以我希望自己的耳朵是个敏感的雷达(微博),能捕捉到大家的各种信息,特别是我的短处。”

  演员濮存昕作为北京人艺的副院长,在座谈会的最后做总结发言时也十分真诚,他说:“我们到上海来做交流,才会有这样的心心相映。这次来上海的演出是今年北京人艺60周年的重头戏,票房和影响力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北京人艺。上海一直是我们心仪的舞台。我们演员在台上每一次谢幕都是由衷的,每一次说谢谢上海也是由衷的。”而作家陈村发言时,描述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更像是手艺人,观众喜欢他们,是因为他们“活好”。濮存昕借用了陈村的发言总结道:“我们回去以后,要运作出好的文学作品,拿出我们自己好的活,再来上海。”

  座谈会间隙,濮存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毫不回避自己剧团面临的问题:“北京人艺就是个剧团,不谈什么国家第一,承担什么历史责任,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老前辈创造的最好的东西传承下来,自己也得有创作。在我看来,《窝头会馆》的最大价值在于体现了人艺对这群演员的教育成果。”但濮存昕坦言,这样的优势和家底正在慢慢流逝:“我父亲苏民在北京人艺参加了六期学员班的教学,宋丹丹(微博)、杨立新都是我们剧院培训班出来的,他们对剧院的感情是不一样的。”但让濮存昕忧虑的是,现在这种学员班的人才培养方式中断了。而更难堪的是,北京人艺历史上并没有导演培训班,戏剧学院的导演训练和剧院的需要多少有些脱节,“所以,你看,我们的年轻导演,在哪儿呢?”

  在上海的20多天里,濮存昕也去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看了演出,他毫不讳言上海话剧的灵活机制是走在人艺和全国前头的:“我们也尝试搞项目制,设立制作人,但搞了两三年没搞起来。但若有一天必须要面向市场了,我们迟早要向上海学习,毕竟制作人制、项目制是国际趋势,全世界都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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