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被誉为现代资本主义之父，但读完《国富论》之后，你会发现《国富论》从头到尾像马克思一样不仅对工人的贫困痛心疾首，也痛切地感受到他们心智的衰退；他还强烈谴责资本家的贪婪，而贪婪摧毁了资本家的灵魂。他甚至像列宁一样大力攻击英国的帝国主义，说帝国主义不但剥削殖民地的人，同时帝国主义本身的人民也被剥削。因此，仅从他的论著来看，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者。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亚当·斯密会提出“看不见的手”这个概念？这就必须还原当时的社会。当时资本家勾结政党联合欺压老百姓。资本家联合议员定制很多剥削劳动者的法律，比如最高工资法，注意，不是最低工资法，就是工资不能超过多少钱。那么亚当·斯密这样的学者的反抗之道，是提出一个叫做“看不见的手”的新思维。他说，政府包括国会议员不要干涉经济运作，不要随意乱立法，不要打击老百姓，因为这个社会有只看不见的手，会让每个老百姓在不约束他们的情况下发挥他们自身的才能，追求他们自身的最大利益，最后会得到一个整体的利益。

　　郎咸平从回顾这段历史，得出这样的结论：亚当·斯密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追求全体人民的利益的理论不是为资本家服务的，而是为了不让资本家通过制定恶法剥削工人，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与马克思是相同的，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追求一个理想的社会，马克思称之为“和谐的社会”，而斯密则称之为“社会整体利益”。

　　但后来的历史证明，亚当·斯密的理论失败了，这才出现了马克思。但中国人对马克思也存在误解。郎咸平先从翻译说起，在中国历史上，胡适第一个把communism翻译成共产主义。但在西方，公社（commune）和共产主义（communism）这两个词的法语对应词是commune和communisme。在英语和法语中，它们都与community（community/communite）一词联系在一起，即“和谐的社会”而不是中性的社会。举例而言，在英语中，一个人吵闹骚扰了邻居，不参加邻里活动，或者不愿为邻里设施出一份力，这样的人便被认为缺乏“社区精神”（community spirit），所以，社区这个字就包含了和谐的意思在内。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的一些政治家们致力于建立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其明确的目标，就是把欧洲建设成一个不会再有世界大战的和谐家园。

　　这些理念，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可能有些新奇，但对受过严谨训练的经济学家，其实都是常识。亚当·斯密最初就是个道德学教授，在写《国富论》之前，就出版了其道德学巨著《道德情操论》，只是《国富论》的影响大大盖过了《道德情操论》，而后者也被资本原教旨主义者刻意地遗忘了。

　　郎咸平将他这本书的书名定义为资本主义精神，我想，更准确地说，他着眼的应该是经济学家的精神，他希望通过正本清源，来重新唤醒经济学家的悲天悯人精神。因为只要经济学家悲天悯人的精神不死，那社会早晚会有希望。在这里，他的矛头其实暗中指向了那些打着亚当·斯密的幌子却割裂了其精神的某些主流经济学家。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改写了世界历史，但是改革也伴生了一定的副作用，那就是诚信丧失，腐败滋生，商业环境恶化，片面强调绩效，鼓励没有边界的竞争，漠视社会公正是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在这其中，经济学家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有的甚至成为同流合污者。

　　但笔者还要指出的是，虽然西方经济学界从来不缺乏亚当·斯密这样的学者，但西方的经济学界也是腐败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也遭到了腐蚀与破坏。比如，“福利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改进理论就阻碍着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帕累托改进”理论的核心，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可以增加，可是其他人财富不能减少。这其实就是反对政府通过累进税来缓解贫富分化，郎咸平到底是吃资本主义奶水长大的，在书中，他提出了对这一理论绝妙的反向运用：“一个社会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前提是其他人不能因此变得更贫穷”。这样，本来是为富人服务的理论，顿时成了保护穷人的理论。不管学界和舆论界对郎咸平有多少争议，他对帕累托改进理论的这一绝妙运用，正体现了经济学者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但郎咸平也有一些主张被证明是错的，他一直强调的通过股市藏富于民的主张，在西方的实践中也是失败的，经过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他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但话说回来，他想通过股市来藏富于民的呼吁，说到底，还是出自悲天悯人的情怀。今天郎咸平大声呼吁政府强化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其实也就是呼吁研究他们那种悲天悯人的社会主义情怀，因为从学界到管理层，有了这种悲天悯人的社会主义情怀，21世纪的中国所需要的适合本国国情的政策也就能从根本上理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