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地方政府将园林绿化当做“政绩”，园林绿化行业成腐败高发区

　　据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中国网事”记者颜牛　李斌　程群）随着城市化步伐加快，特别是地方政府政绩园林绿化投资冲动，大树进城、名木进城使园林绿化成为了一个热门的行业，也成为了腐败的高发区。记者通过对云南、广西等地曝出园林绿化腐败案进行调查采访，揭开了隐藏在“绿叶”背后的“黑色”腐败。

　　绿化腐败频发

　　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园林绿化局原局长赵桂强因收受贿赂55万余元，并有161万余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日前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3年。面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赵桂强在庭审时竟辩称自己“搓麻将赢了30万元”，引来网民讥讽。

　　近年来，重庆、杭州、郴州等地均曝出了园林领域的腐败案。广西防城港市园林管理处一名主任、两名副主任及一名会计在园林绿化工作中发生贪污、受贿和职务侵占“窝案”，其中管理处原主任赵莉萍在一年多的时间里,11次贪污公款170多万元、受贿3.8万元。

　　隐秘腐败交易

　　“一项普通绿化工程，财政预算投资200多万元，而实际工程造价只需六七十万元,即使是通过虚开发票套取70多万后，也没达到预算的投入额度。”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钟健针对防城港市园林处这起“窝案”认为，由于园林绿化工程领域包含较多技术含量和设计因素、采购招标无章可循、许多项目不透明，导致监管难度大,容易滋生腐败。

　　——定价随意性大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苗木特别是古树名木来说，个体差异性非常大，又具有唯一性，无法做到由物价部门统一定价。一些城市的政府部门以地面以上1米左右的树木胸径为指标制定指导价，但树木枝丫支数、树冠形状、树高等都难以做成统一的指标，导致价格随意性很大。

　　——采购招标无章可循

　　“一般标的物会有规定的指标，相关技术参数容易确定，可以通过‘货比三家’确定性价比较高的商品，但这一常规方式在园林绿化行业实行却很难，留下了很大的权力寻租空间。”业内人士说。

　　记者了解到，由于当前城市绿化的巨大需求，银杏、桂花、红豆杉、香樟等名贵树种奇货可居，这样的“大树进城”不仅破坏了农村的生态，导致大量的古树名木在迁移中死亡，还滋生出一条“黑色利益链”。

　　业内人士称,园林绿化工程包括景观设计、土方工程、给水排水、后期管护等等，涉及规划、工程发包、工程选材监理等环节，在这过程中的每一阶段都有牟利空间。“以一棵原产地2万元的银杏树为例，供货商赚取2万元利润,加上运输费和预留回扣,最后开价一棵可能就达10多万元。”

　　——移栽、补种无序，循环腐败受益

　　苗木难以像一般物品一样登记入固定资产库，移植到城市的树木,成活率是个未知数，后期补种资金也给腐败留下了滋生空间。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比较廉价的小灌木，实际种植数根本无法量化，种七八千株入账1万株，很难发现。

　　有一些地方的园林绿化部门，利用城市道路扩张之机将树木移走，购买新树种植，再将原来移走的树“购买”回城市种植，循环获取利益，有的还以补种、护理为由长期获取利益。

　　——监管难度大

　　在某大型园林工程做监理高级工程师黎先生告诉记者，为压缩相关人员权利寻租的空间,在工程的苗木购买过程中采取了多部门多人参与询价的办法。他同时坦陈，多部门多人参与询价对于预防腐败作用有限。“供货商可以当场喊高价，背后再给关键人员‘回扣’。”

　　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廖家胜认为，园林工程中即便通过招标形式购买苗木，也难以做到相关人员不在其中拿“回扣”。陪标、议标、围标等各种违规操作也可能在招投标过程中出现。

　　监管亟待“给力”

　　一些地方政府将园林绿化当做“政绩”，投入巨资“大种树、种大树”，大树进城、名木进城搞“形象园林工程”“政绩园林工程”，这样的“绿化奢侈病”，拉动了城市对古树名木的需求，也为腐败提供了滋长的空间。中国律师协会刑委会委员李春光说,目前各地城市改造和形象提升，很大程度上掺杂着地方领导“长官意志”，使市政工程、园林绿化这一类的项目运行处于不公开、不透明的状态。

　　钟健说，园林工程管理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到位，是这个行业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行贿人之间相互勾结，甚至出现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现象。

　　云南省行政学院教授綦长青认为，对于涉及工程等巨大经济利益的项目及公务人员，纪委监察部门和审计等监督不能缺位。要减少工程中的随意性,在事中和事后都必须审计，否则一旦出现问题就难以挽回。同时，还要加大普通群众对于重大决策的知情权、监督权，对于工程方案、投资预算、施工方等都要提前告知，以加强社会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