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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瑞生 本报特约评论员
昨日《人民日报》报道称，北京白领称工资增长追不上物价，无闲钱再消费。“虽然公司每年都有10%的工资增长，但感觉根本追不上物价。”房租吃饭再加上水电交通，月收入所剩无几。这提醒我们，当下该研究的问题还不在于“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而在于中等收入者掉进陷阱的问题。
中等收入者是如何掉进陷阱的呢？首先是“无能力消费”。譬如文中的这个白领，一月收入5000，算一算只够糊口。在大都市，这是典型的“生存性工资”。在北京，刨去房租、水电等费用所剩无几了。专家也感叹，政策主攻方向应该放在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群体的必需品消费上，减少相关税费和流通成本，让利于民。这不禁让我想起，18日新快报报道， 4名充当东莞光明市场恶势力保护伞的官员被查处后，市场物价普遍下降10%左右。如果各地相关部门对保护民生都有此决心和手段，白领想必减压不少。
除了生活必需品之外，报道称，购房“挤占”了白领的大半收入，房价上涨严重侵蚀居民购买力。住房不是白领们的港湾，反倒成了抽水机和榨汁机。抽水机把不少白领和父母的血汗一抽而光，榨汁机则让其他产业的发展失去了源头活水。
当然，中国之大，不缺有能力消费者。但是无论中等收入者还是高等收入者他们都掉进另一个陷阱，那就是“没信心消费”。文章称，“海淘”走俏，洋奶粉“吃香”，当前消费环境仍难以让人放心。“以前总说内需不振是老百姓没钱花，现在老百姓有钱了，却都花到国外去了。”可见，消费者权益保护不能鼠目寸光，它是关系到整个消费环境和全体社会成员利益的社会问题。
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达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的时候，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经济倒退陷入陷阱。虽然我们的经济还在增长，不属于“中等收入陷阱”，但是中等收入者纷纷掉进陷阱何尝不是体制与机制进入临界的标志呢？
近日，有调查称，83.1%的都市白领纷纷患了“下班沉默症”。调查显示由于生活压力太大，下班与家人交流都成了白领们的精神负担。我想，面对这一困境，不该沉默的是：房地产调控和收入分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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