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月１日开始，北京、天津、江苏等10个省市继上海之后纳入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征试点范围。

　　此外，营改增预计明年将继续扩大试点地区，并选择部分行业在全国范围内试点。据之前国税局测算，作为今年乃至“十二五”时期我国结构性减税的“重头戏”，“营改增”若全面铺开，年税收收入预计净减少1000亿元以上。

　　加快推广至全国所有地区

　　自2012年1月1日起，上海12.9万家(截至3月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中率先开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上海试点的总体减税效果的确也令人眼前一亮。截至今年3月底，上海市实施“营改增”改革后，今年一季度上海市试点企业和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整体减轻税收负担超过20亿元。其中试点的小规模纳税人，税率大都由原来的5%降为3%，税负下降幅度超过40%。

　　尽管上海改革的成效有目共睹，但在不少业界学者看来，囿于某些地区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中央政府考虑采用逐步推广试点的方式，但这样的渐进式推广却稍显缓慢。

　　“在某些行业或者某些地区试点肯定会带来一些问题，如果是在一个行业但全国范围内推行或者所有行业所有地区推行的话，类似上海的问题解决起来就会相对容易一些。”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税收政策研究室主任张学诞在接受中国商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此次选择了十个省市试点仍稍显薄弱和力度欠缺，下一步应该在较短时间内全国范围加速推广。”

　　在他看来，如果按照计划，“十二五”时期营改增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到目前为止就剩下了三年半的时间，如果还按照目前的试点速度很难顺利完成该目标。

　　记者了解到，考虑到试点在上海运行的效果良好，避免形成税收洼地以及希望未来吸引投资发展现代服务业等因素，各省都在今年加快了申请试点的步伐。而根据此次国务院会议最终确定，进入第二轮试点的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江苏、安徽、福建、湖北、厦门和深圳等。这其中，江苏、浙江、安徽都是与上海邻近的区域，他们首先被纳入“营改增”扩围区域，不能不说跟上述说法有着直接的关联。

　　申银万国证券的一份研究报告也反映出了类似的尴尬，报告指出，如果仅仅是局部地区、局部行业试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很容易造成税负在不同地区、行业之间出现扭曲。例如同样的企业，在试点地区可以使用增值税参与抵扣，而在试点地区之外却无法抵扣，那么这个企业就更倾向搬迁到试点地区。而从税负的角度来看，由于试点地区可以抵扣进项税，企业的运营成本会降低，非试点地区就会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此外，稍加留意不难发现，此次试点加速扩大，仅仅是在试点区域范围上的快速扩张，所涉及的行业企业并无变动。但据记者了解，扩大行业范围也并非没有可能，许多试点地区税务局目前也在进行更多现代服务业的扩围调研，如上海地区近日正在针对此前并没有纳入试点行业范围的物业管理、快递等行业进行营改增调研。

　　如何避免“增税尴尬”

　　记者了解到，此次推广试点的10个省(市)采用的具体方案仍然是上海方案，所以试点过程中极有可能出现此前上海交通运输业企业曾出现的税负“不降反升”，这些企业税负增加是由于抵扣链条的不完善，一方面它们要为上游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另一方面由于增值税并未覆盖到全行业，很多企业并不能开具增值税发票，由此，交通运输业的进项缺少可以用来抵扣发票，上述两重因素叠加导致企业税负增加。

　　还有一些行业具备自身发展特性，引发的细节问题也需要得到进一步关注。海通证券计算机与通信行业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软件企业原来通常适用3％或5％营业税率，营改增后，软件企业适用6％增值税税率。但由于软件企业进项抵扣较少，且服务业务并不享受增值税返还优惠政策，实际税负有可能暂时上升。此外，部分软件企业原本享受地方财政的营业税返还政策，营改增后，优惠政策衔接滞后也会增加实际税负。

　　对于该担忧，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对记者表示，试点地区的企业，一般来说税负会有所减少，也不排除会有一些微型企业在营改增以后反而感觉负担更重。在此之前，不少地方都是免征营业税或者是设定固定的很少税额，改为增值税以后，很有可能缴纳的钱更多了。对此，他建议，这要求地方上做好营业税减免优惠过渡到增值税的衔接工作。对现行部分营业税免税政策，在改征增值税后继续予以免征。对部分营业税减免税优惠，调整为即征即退政策。对税负增加较多的部分行业，给予了适当的税收优惠。

　　他进一步认为，即便有些地区税收收入全部归地方，也有可能还是存在税收减少的情况。上海实行了财政补贴，但如果政策推广到西部地区，财政收入一旦减少将带来极大压力。基于此，胡建议，中央政府还需考虑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在全国推广或调整征税体制。

　　“此前的‘上海经验’表明，提供足够多的进项发票已经成为试点行业想要降低税负的一大羁绊，而这样的尴尬有很大可能性还会在试点地区与行业继续存在。此外，税负的变化可能会对某些行业与产品的销售价格发生很大的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公共财政研究所副所长代鹏也表达了他的顾虑。“对于营改增我们应该持有一个谨慎的态度，并在中长期内对有条件的地区进行逐步推广。在改革过程中，会逐渐发现该项改革对哪些行业最为适合，也要发现到底在全国哪些地区适合来开展。”

　　代鹏同时对记者强调，从企业的角度讲，减税仅仅是提高竞争力的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长久来看，也应该保证未来我国整个服务业是建立在自身竞争能力逐步提高的基础上，而不是简单地依靠政府减税或者财政支持。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工程系教授刘澄则认为，在营改增的过程中，企业税负有增加要分析具体的原因，并不能一概而论。“比如某些交通运输公司在去年年底以前把很多车辆都已经购买好了，从今年开始就不需要再购买了，所以他能抵扣的东西肯定就会减少。其次，不少加油站没有取得足够的增值税进项抵扣发票。但这样的适应仅仅是一个过渡期，随着行业设备的改进和增加，总体税负肯定是会降低下来的。”他表示。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也表示，上海应对企业税负增加的问题只是成立基金对此进行修补改革，这只能应对局部问题，但若长期实施甚至推广至全国，则肯定会遭遇一系列难题，而降低增值税税率能达到结构性减税效果，也符合中国发展服务业的目标。

　　此外，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建议，为避免“营改增”之后，税负大幅增加的情况再次出现，推广的地区一定要首先测算试点企业的进项到底能有多少，进而再制定税率应该定到多少。

　　财政部公布的2011年税收收入增长的结构性分析显示，2011年国内增值税实现收入24266.64亿元，同比增长15.0%。国内增值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27%。但增值税收入75%归中央，25%归地方，而营业税则全部归地方。地方本已处于财权小而事权大的不匹配状态，如果以增值税代替营业税，势必更加剧财权的上移，而这正是多年来增值税改革未能深化的重要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何妥善解决地方财权削弱的问题才是中国结构性减税成败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