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表达没有那么强烈了，同时要照顾别人”

　　《中国新闻周刊》：你一直以来都拍一些个人题材，而《白鹿原》题材宏大。对你来说，它在多大程度上存在挑战？

　　王全安：就好像你要迈入中年，突然来这么一事，你就感觉之前从来没有想过做这种事情。我之前就知道这一生要把拍电影当作自己的事来对待，这是别人的一部著名小说，很多人关心它，当时面临的情况就像一个“大我”和“小我”，其实是面临一种两重难。

　　我们这一代一般都是比较个人的，开始都是自己写剧本、自己来面对，突然有一个二手的东西、别人的东西让你来拍，你会感觉很复杂。你能不能穿过去？有可能获得很大影响，也有可能会在创作动机上迷失，当然也可以穿越它保持自己。

　　《中国新闻周刊》：听说2004年你第一次筹备《白鹿原》时跟这次的拍摄想法也是不一样的？

　　王全安：那时还小，想要通过《白鹿原》做一些比较尖锐的表达，因为自身的表达和题材的表达是结合在一起的。第二次拍的时候，自我表达没有那么强烈了，同时要照顾别人，兼顾地域上的表达。

　　《中国新闻周刊》：“照顾别人”是指照顾观众？

　　王全安：《白鹿原》融合了陕西人地域上的情感，表达得比较温和。就像要给大家干一件事。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一开始拍电影时，除了你想拍，你还要告诉别人你能拍。等到大家慢慢地知道你确实能拍、而且可以把某一类电影拍得有特点，这时你就会更多地从作品内部出发，而不是从自我表达出发。人生分很多阶段，你到了老年可能就是一汪秋水，表达不一定引人注目，但讲的是看上去很平静的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白鹿原》的拍摄对你个人创作而言意味着一个很大的变化吗？这种变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王全安：在拍《白》以前，我的很多题材都是很随意的、比较小的制作，出发点就是想拍就拍了。等到《白》时，开始拍自己酝酿（已久）的片子。下一部要拍的片子《外滩》也想了十多年了。

　　当然有外界环境条件的原因，但主要是自己，自己掌握片子有了松弛（感）。主要是和岁数有关系，这种片子上点岁数才能拍，年轻时恐怕不行。你会喜欢的戏剧越来越强烈、庞大，不只是题材，要述说的东西大。它需要物质方面的东西做准备，剧作的把控力，制片上的，环境上的，等等。

　　《中国新闻周刊》：从小视野到大视角，从个人到宏大题材，你觉得这是你们那一批导演必须走的一条道路吗？

　　王全安：其实是按次序发展的，拍摄就跟人生一样、跟旅行一样，最大的忌讳是重复，肯定要往新的领域（前进）。从小到大，从短到长，你肯定有探寻到更远的愿望。可能最终有人误入歧途，还有的人可能就找到了适合自己表达的那种语言。

　　“就是谈点历史，没什么深刻的视角”

　　《中国新闻周刊》：考虑过把《白鹿原》做成一个带魔幻主义色彩的电影吗？

　　王全安：很多人都有这种建议。魔幻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很好，用不好很荒唐，魔幻在大脑里是好的，一旦付诸于影片就不那么魔幻了。魔幻只局限于一种想象、满足感，电影运用要谨慎，因为真实是电影的前提。

　　原来设想过做魔幻，但没有达到意境就会像疯子说话。我其实第一部电影就有点魔幻，像《月蚀》那种虚幻关系，我不怵这个。但《白》还是要谨慎用这个。尤其它是在讲土地呀，这个东西你还是很诚实地表现（为好），好像历史就发生在你眼前。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白鹿原》中最想表达的核心命题是什么？

　　王全安：土地和农民的视角，就是谈点历史，其实它没什么深刻的视角。

　　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出了问题，但不是什么深刻的问题，其实就是忽略了常识，就像大跃进时候毛主席不知道一亩地产多少。表现出来我们的一种实用哲学，我们投机取巧的天性。《白》其实就是讲了一个常识，打个比方说，一个时代的兴衰，对农民来说就是粮食问题。

　　里面还有一种中原文化，都说陕西人是见过世面的，世面就是一种底蕴，见惯了兴衰就荣辱不惊，来的来走的走，土地永远都在那儿。《白》给我的感觉是，事情有一种连贯的行为准则，捕捉了我们几千年总结出的智慧。比如说，黑娃要进祠堂，白嘉轩不开门，但他说：你自己砸进去是你自己的事。这就是陕西人。

　　《中国新闻周刊》：陈忠实说《白鹿原》是“心灵苦难史”，听说你很认可？

　　王全安：乍一听有点大，但从近代历史来看，这是最准确的话，心灵的苦难就是精神的苦难，近代最大的苦难就是失去了方向：突然遭遇西方打击，清朝覆灭，建立中华民国，其实是建立了西方体制的国家，可与之相配的人文、伦理没建立起来，最后把我们自己否定了。红卫兵时代很疯狂地砸烂一切，但是新的东西在哪儿呢？我们开始摸索。

　　《白鹿原》电影一开始是失去皇帝，情况一点点变化，人们越来越不自信，你所依赖的道德底线一点点被突破，因为你没有自己的语言了，别人的东西你又不了解，没有方向，人们一直求索到现在。到现在还是这个问题。那节目里说的“我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它就是说明我们的精神上还是有一些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所以你觉得《白鹿原》里反映的一些问题在当下还有延续性，这是这部年代戏对现实有所启发的地方？

　　王全安：没错，为什么它有现实意义？因为（问题）是连贯的。就是回到常识里了。缺了些东西，就像人没大脑了，只能靠肢体把握，手碰到热的墙，你的手烧焦了，才知道回头。我们现在肉体好像很享受，但灵魂在受苦，你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没有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