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精神（entrepreneurship）作为一股“创造性的破坏”力量，是刺激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的一个必要因素，是经济体“进化和再生”的主要动力。那些富有创业精神的创业者采用“新组合”打破原有经营方式，代之以新的、更好的经营方式，乃至推动转型升级；或成功创办各类小微型企业，创造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和减少贫困。正是基于此种考虑，各国政府对创业的支持已经成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战略。

　　创业精神是成就经济奇迹的原动力

　　根据对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的考证，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国家大都是创业精神强劲的典范。有的国家在现代化追赶时期人们的创业精神大都表现强劲，这主要得益于国家政策创新释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如英国、瑞典、丹麦等实行高社会福利水平的欧洲国家早期创业精神强劲，但目前却缺乏创业精神。据欧盟委员会近年公布的一份民意调查表明，就业人口中有意创业的比例在美国为28%，在欧洲却仅有15%。有的国家存在持久而强劲的创业精神，这主要得益于整个社会文化氛围的影响和人们价值追求使然。欧洲新教徒迁移美国后，焕发出空前的创业热情，使得美国市场经济得以确立、企业得以创立、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得以繁荣和发展。这种创业精神，是美国爆发第二次、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创业精神与高新技术相结合，更是美国保持世界经济领先地位的“秘密武器”。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风险资本投资每年只有5000万至１亿美元，现在上升到了120亿美元。以色列只有1.5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和710万人口，却是全世界创业公司密度最高的国家，平均每1844个人里就有1人创业，人均创业投资是美国的2.5倍，欧洲的30倍，中国的80倍，印度的350倍。更令人惊讶的是，该国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新兴企业总数，超过全欧洲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新兴企业总和，甚至超过日本、韩国、中国、印度四国的总和。仅2008年，以色列就吸引了近20亿美元的风险资本，相当于英国6100万人口所吸引的风险资本，或德国和法国合计1.45亿人口所引入的风险资本总额。

　　中国长期发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政策和“无商不奸”的偏见根深蒂固，加之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经商、创业观念十分薄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一系列政策创新，一方面围绕产权制度的农村经济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企业快速发展等，使人们基于所有权的权利逐渐替代基于身份的权利，另一方面不断改革完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人事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使以“后致型”（社会身份经过后天努力可以改变的）为主的公民社会的人员流动机制逐渐替代以“先赋型”（社会身份是先天赋予的）为主的传统社会的人员流动机制，极大地激发了各类人员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有效释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和创造性智慧，进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据《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创业精神指数排前几名的是温州、深圳、北京、泉州、台州、镇江、中山、惠州、佛山等。这些地区大都属于改革开放的前沿，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十分活跃的地区。我们认为，小微型企业的创办及其发展水平通常是人们创业精神是否得到有效释放的鲜明表征。根据近年来以中小微型企业为主体的非公有制经济对各省（区、市）GDP的贡献率来看，贡献率超过60%的广东、江苏、浙江等省份，均是私营企业户数超过70万户、注册资金总额超过2万亿元的地区，它们在地区GDP、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拥有百强县数量等方面的排名皆位于全国前列。这些指标相对落后的甘肃、贵州、宁夏、西藏、青海等地区，无一例外都是非公有制经济对GDP的贡献率低于50%，且私营企业数量和注册资金总额都属较低的地区。现实告诉我们，凡是以中小微型企业为主体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人们的创业精神就竞相迸发，市场发育程度就比较成熟，经济就充满生机活力，人民生活就比较富裕，社会环境就更为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