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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上海味”与“北京味”

发布时间: 2012年09月26日 09:20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 大洋网-广州日报

  第一个问题,只需三言两语便可解决,那便是,我所要说的“味”,绝不仅仅是指将“太阳”说成“老阳儿”;将“你”说成“侬”,将“他”说成“伊”;将“玩”说成“找乐子”或者“白相”;将缺心眼儿说成“二百五”或者“十三点”。也不仅仅是指四合院的老太太二大妈或者石库门弄堂里的宁波阿娘浦东阿嫂。而是包括了这两地的生存状态、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大概是可称作“文化”的那种东西,我也就暂且使用“文化”这个词了。

  现在便可以开始第二个问题了。上海与北京是我国的两个规模最大的城市,事实上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北京是一个历代国都。这里的文化包含了许多养料,首先是大汉政权认为正统的儒教文化,那是经历几千年而不衰的悠久的文明。在这个京城里,时常举行盛大的典礼,这些礼仪繁复而又壮阔凛然的形式,无疑是酝酿了一种皇家文化。满清政权又强制地带来外族的异域的文化,有力地楔进北京的世界。辛亥革命瓦解了封建帝国,贵族的没落则又给北京添上了一层伤感与怀旧的情调。这种占了主导与统治位置的文化,在长久的时期里,无疑地成了北京市民们的榜样。

  上海是什么?四百年前的一个小小的荒凉的渔村,鸦片战争一声枪响,就有几个外国流氓,携了简单的行李,来到了芦苇荡的上海滩。然后就有一群为土地抛弃或者抛弃了土地的无家可归又异想天开的流浪汉来了。他们都不是好好的、正经的,接受了几千年文明教养的中国农民,他们一无所有,莫不如到这个冒险家的乐园来试试运气。

  很多人,尤其是上海人自己以为,上海是一个优雅的城市:法租界的洋房和林荫道,外滩沿江的古典风格大楼,海员俱乐部的爵士乐,咖啡馆着洋装说洋文的侍者……这些欧洲的风味的确赋予上海一种格调。然而,暂且不说这仅是表面的装饰,就是这些货真价实的欧美人,在我们源远流长的北京人眼里,也已是够粗鄙的了。如在林语堂先生的《京华烟云》中写到一位北平的老哲学家在看一部西洋电影时,忽从座位上立起,向观众说——“看那些洋女人,上半身儿满满的,却毫不遮盖,下半身儿空空的,却偏要遮盖。在上边儿没褂子;在下边儿,没裤子。”有根基的上海人是很摩登的,他们不排斥这些外来的东西,并以此为雅为荣。而摩登的上海人在北京人的眼中,就如林语堂先生书中写到的那位来自上海基督教家庭的女生——“她坐着的时候儿,像男人一样,也会颤动她的腿。在学校没有胡琴儿,可是每逢在寝室哼哼几段儿京戏,她就用手指头在膝盖上敲板眼,嘴里哼哼胡琴的调儿……”

  欧美的文化落生在粗鄙的江湖之中,得到一种奇妙的结合,这样的结合表现在上海的很多方面,如上海语言里,常常有一些外来词,而这一些外来词又往往用作一种流氓的切口:比如face(脸),此人的“番斯”好,或是不好。比如colour(颜色),这件东西很“克腊”,或是这桩事情很“克腊”。再比如chance(机会)——直到如今的上海人,依然保存了这样一个切口似的口头语:混“枪司”,撞“枪司”,用法十分灵活。

  上海是一个机会的世界,一夜之间,富人可变成穷人,穷人也可变成富人。传说有一苏州人,叫做沈万三,拾到大批的乌鸦石,平地一声雷成了大财主。还传说有一逃难到上海的小商人,租了几十幢房子,供逃难到沪的人住,当他见这些房客的身边都有些钱款,既不打算长住在上海再进行投资,放在身边又怕强盗抢,便借来大买五金、颜料,一年之后飞涨起来,成了大富豪。然而某年某洋商的橡皮公司招股,橡皮股票旺行一时,不料又一落千丈,倾家荡产者不知其数。

  北京使人想到“爱”,北京人说“我爱北京”,上海则令人想到机会,“爱”这个词于上海是不合适的。北京的贵族们有着遥远的过去可供回想,上海的新人们则只有眼前。生存的竞争是那么激烈,利欲之心日消夜长,上海已没有一点余暇留给情感做游戏了。因此,北京是一个人文的世界,上海则是一个功利场了。

  然后,是第三个问题。我想说的是作为作家,北京的作家要比上海的作家富有得多,他们手中有一个源远流长,已经被承认和认同的文化作为工具和武器,而上海的作家则是一个赤贫者。首先是故事。一个暴发的故事远没有一个怀旧的故事富有人性与格调。北京有着两千年的旧事可以追怀,而上海呢,一百年的时间在历史中只是一瞬,样样事情都好像发生在眼前,还来不及赋予心情。其次,是语言。北京胡同里的语言也是可以写成书面,犹如老舍先生歌颂过的“最清脆的语言,温美的礼貌”,而上海则远远不够了。除去我们是以北方语言为书面语的原因以外,也还有语言本身的更重要的原因,那便是上海的语言其实是鄙俗的、不登大雅之堂的,没有经过积淀很不纯粹的语言。(王安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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