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呈现逐年递增态势，预计在2013年停止增长。在人口红利消失的同时，我国还将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到来。这种不可逆的人口结构改变，将直接影响我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式的变革。对此，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记者 卢晓平 ○编辑 孙忠

　　双重压力

　　将面临人口红利消失

　　和老龄化

　　记者：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15岁-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到达最高峰，此后劳动人口总量开始下降，从2010年起抚养比开始上升。2050年，我国老龄化率将达30%，今后甚至可能出现负增长。对此数据该如何看？

　　蔡昉：这说明今后中国的劳动人口将不再增加。而作为劳动人口15至64岁的劳动力人口总数从2013年起也将开始减少。这个年龄层的人口在2020年前可勉强维持在9亿人左右，之后减少将呈现加速度。届时，中国将同时面对人口红利的消失和老龄化快速袭来双重压力。

　　有抱怨说这是我国人口生育政策带来的后果。但客观上说，即使目前放开人口生育政策，如夫妻中有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2胎，也无法从根本上扭转现有态势。从其他国家走过的路径看，经过一段时间发展，人口红利的消失和人口老龄化到来是必然的，不可逆的。只是我国情况特殊，来得太快，“未富先老”成为重要特征。

　　记者：什么是人口红利？“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内涵是什么？

　　蔡昉：中国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庞大的人口红利。一般而言，如果人口结构处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最大、比重不断提高、增长速度也很快的阶段，就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可以作为劳动者供养依赖群体的人，人口抚养比不断下降，就可以产生人口红利。

　　我们暂且将一切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称作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有“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认识上的区分，但并不十分严格。其中，第一次人口红利主要指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多、比重大、增长快，保证了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以及人口抚养比较低并持续下降使得我们可以获得较高的储蓄率。

　　而“第二次人口红利”，是指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了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挖掘出一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例如，整体提高人力资本水平，通过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向积累型模式转变来推动经济增长。

　　目前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指的是“第一次人口红利”。而“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挖掘潜力巨大。

　　如何应对

　　加快发展

　　消除“未富先老”缺口

　　记者：2050年，我国老龄化率将达30%。人口也很快出现负增长。“未富先老”已经成为难以规避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对待？

　　蔡昉：我国人口老龄以及人口负增长，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发达国家的早期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老龄化的过程，日本已经连续三年人口负增长。

　　面对“未富先老”，“老”是不可逆转的，要解决的是“富”的问题。因此，关键是加快经济发展，消除“未富先老”的缺口。但在人口红利消失以后，经济增长不可能再靠原来那种粗放式、不计成本资源支出的模式推动。因此，经济潜在的增长速度也会降低。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今后许多年，我国经济增长需要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生产率几个引擎，在人口红利消失和人口老龄化双重压力下，引擎的效能都将递减，导致经济潜在增速放缓。因此，未来我国实际经济增速放缓是必然的。

　　这是国际经验丰富证明的可能性。研究表明，历史上许多经历过高速经济增长的国家，到了一定的(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由于全要素生产率不能持续提高，所以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降低。

　　这方面，日本在这方面提供了教训。日本不仅老龄化问题十分严重，而且由于没有找到新的经济增长引擎，自1990年以来，年均GDP增长率不到1%，可以说陷入了经济停滞。

　　记者：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有具体测算数据吗？

　　蔡昉：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潜在经济增长率会出现下降。根据一些研究者的测算，在正常的情况下，“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在过去十几年的年均GDP增长率基础上，分别降低1至2.5个百分点。我和我的同事具体测算的结果是，潜在的增长率将在“十二五”下降到7.2%，在“十三五”下降到6.1%。

　　潜在增长率的降低，意味着单纯依靠投入实现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需要转向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模式。这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严峻挑战和紧迫任务。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学会接受降低了的潜在增长率，而不要人为地追求超出这个水平的实际增长率。

　　与其一味强行追求10%的增长，不如顺应人口结构的变化逐步降低增长速度，实现更长久可持续，这对我国甚至对世界都是好事。中国经济真正要担心的不是目前的增长率，而是能否在没有完全富裕起来，老龄化却不断加剧的“未富先老”中实现持续增长，并建造一个拥有高度公平性的社会基础。我们没有多余时间，得抓紧。

　　措施保障 建立全方位系统化应对之策

　　记者：像您所言，人口结构的快速变化，使得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得不转。那么，未来政府会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蔡昉：这是项系统工程。我们不仅要从思想意识上认清问题重要性，更要进行顶层设计，建立起全方位的应对之策。

　　首先，要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包括提高劳动者素质。人力资本的贡献任何时候都需要，但是相对来说贡献比较小。相比较而言，提高资本对劳动的比率，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两个途径更为重要。

　　企业多买机器少雇劳动力，资本投入快于劳动的投入，这在指标上反映为资本劳动比率提高。政府出台大规模的产业振兴规划、刺激方案，都是资本密集的产业投入。然而，这种途径具有极大的不可持续性。在劳动力开始短缺后，不断投入资本就会带来报酬递减现象。也就是说，连续不断地投入物质资本，并不能保持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因此，必须提高资本对劳动的比率。

　　另外，要依靠技术进步、体制改革和更好地配置资源。还是列举日本的案例，在人口红利消失后，日本走了一条资本投入加快、重工业化的道路。带来的后果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资本劳动比率的贡献占到了94%，人力资本的贡献也是正的，但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是负15%，没有进步反而倒退了。因此，从1990年到现在，成为日本失去的20年。

　　其次，通过户籍改革稳妥将农民工转变为城市居民，提升农民工保障水平。目前城市非农产业劳动力的需求都是由农民工满足，但是农民工的劳动力供给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农民工进城打工、居住，但现有的户籍制度使得他们不能取得城市户口，不能均等享受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农民工的就业保护不充分，遇到周期性失业的困扰，只能返乡，这都导致了城市劳动力供给不稳定。因此，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把农民工变成市民，保护农民工就业，保证使他们作为劳动力的供给更加稳定，更加充足。

　　第三，改进养老保障制度。在人口抚养比不断下降的时候，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障制度是不可为继的。因此，如果把农民工也纳入养老保障范围内，利用他们大规模的进入，把今天的现收现付做好，同时也让这一代工人积累起他们的个人账户，为未来的养老做好准备。通过建立积累型的养老保障制度，可以保持较高的储蓄率，也是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重要表现。

　　第四，可以实行弹性退休制度。退休年龄不要一刀切。实行弹性制度，可以充分利用一部分高技能、高素质人员的人力资本存量，同时也要保护那些受教育不够的普通劳动者。

　　记者：政府明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动调低了发展速度。但从目前中西部地方的已经出台的规划情况看，经济仍然保持较快的速度。那么，如何规避资源的无效配置现象重复出现？

　　蔡昉：应该积极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十二五”时期是我国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时期。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要通过提高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保证人人享有社会保障，是维护社会稳定、提高国家凝聚力的迫切要求。向全体人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责任，构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是政府转变职能的重要方面。这就要求科学界定政府职能与市场功能的边界，准确区分公共服务与非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与一般性公共服务。

　　另外，要让有效率的企业存活下来，让没有效率的退出经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要防止以稳定就业、国有企业占比、维持GDP、保障税收等作为借口，保护一些该被淘汰的企业，造成经济体中这种“僵尸企业”占比太高，降低整体经济的健康水平。据有的学者研究，目前我国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性仍然比较大，如果允许企业优胜劣汰，把这种差异缩小到美国的水平，可以提高生产率30%至50%。

　　总之，政府要做的事，不是替企业提高资本劳动比率，而应该真正让有效率的企业活下来。只有微观上的优胜劣汰，才有宏观上效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