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从1993年以来就一直处于户籍人口自然负增长，已长达近20年，为什么在全国人口快速走向老龄化之时，上海的老年人口比例反而下降了呢？

　　中国2010年全国人口金字塔

　　身处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长期的人口控制舆论导向下人们对于人口的数量非常敏感。每当看到拥挤（如春运时的火车）或短缺（如人均GDP的低下），就会马上认为是人口太多之果。比起人口数量，整个社会对人口结构的关注仍显不足。

　　2006年世界著名人口学家John Bongaarts在北京的演讲后，有人提问，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哪个更重要？他回答：人口结构。这些年中国人口的变化使人们不能不越来越感到他的回答的深意。

　　人口金字塔显示“底部萎缩”

　　人口结构可以从各种角度来考察，如职业、教育、城乡、民族结构等，但最根本的是年龄性别结构。反映人口年龄性别结构的最生动直观的方式就是“人口金字塔”---以年龄为纵轴，以人口数为横轴，左男右女绘制图形，该图表不仅可以使我们看到人口结构的过去，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预见未来。

　　不同年龄性别的人群社会需求不同，对社会产生的贡献也不同，甚至所产生的垃圾都是不完全相同的。我国在过去的30年中，一方面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出生高峰时期的出生人群比较大，给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大量年轻劳动力，另一方面由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使出生人群缩小，为经济起飞带来了有利的人口结构。

　　但人口结构不是静态的，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所绘制的我国人口的金字塔明显显示“底部萎缩”，即20岁以下的人群大幅减少。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公报报告，我国0~14岁的人口为2.2亿，只占全国人口的16.60%，比十年前的2000年第五次普查结果下降了6.29%。在短短十年中，我国少年人口从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降为六分之一，萎缩严重。

　　与此同时，60岁及以上人口达1.8亿，占全国人口的13.26%，比第五次普查结果上升2.93%。但仔细观察人口金字塔就会发现，现在还不是情况最严重的时候。因为目前30~50岁的人群是金字塔上的最大年龄人群，在今后10~20年中他们将汹涌地进入老年行列，而那时的劳动人群将由目前萎缩了的少年人群来担当。

　　一个预测是，到本世纪中叶，我国每不到2个劳动力要抚养1个老人，人口的中位年龄将达45岁以上，即中国人口的一半将在中年人群以上了。

　　这是一个必然的、渐变的过程

　　在这样的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下，“人口红利”时代的消失顺理成章。但就像“人口红利”不会突然到来一样，它也不会突然退去，这是一个必然的、渐变的过程。近年来各地纷纷扬扬的“民工荒”就是人口结构变化在招工问题上的反映。

　　“民工荒”初现，舆论先解释为只是沿海部分地区的局部现象，或是由于金融危机造成经济形势变动的一时现象，又说是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待遇挑肥拣瘦所致，又说是由于在家乡创业的吸引力使农村青年返回老家。

　　所有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它掩盖了最根本的原因，即由于持续20年的低生育率造成出生人群的多年萎缩而使进入劳动年龄的人群不断减少。劳动力的短缺将首先表现在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劳动力的减少。随着年长的劳动人群退出劳动力市场，劳动力队伍就将不仅是年龄上老化而且也进入数量上萎缩阶段了，这是从现在开始的10~20年中在中国大地上必然会出现的现象。

　　同样的道理也可说明近年来的“生源荒”。高考报考人数几年来的减少现象也引来多种解释，如出国留学的潮流及就业难使人们的升学意愿减弱等，但最根本的还是由于适龄报考人群的减少。今年生的孩子少，6年后的小学入学人数就少，18年后报考大学的生源就少，20年以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群就小。

　　这是一个非常固板的完全可以预见的人口变动规律。但在我国的现状是，由于意识不足或有意回避，结果是前几年在农村刚建起来的希望小学因生源不足转而关闭，前几年还在拼命扩招的一些大学陷入尴尬的境地。如果了解到少年人口的不断萎缩，就知道这种情况不会到此为止。

　　首先需要政府部门具有决策的前瞻性

　　在关于老龄化的讨论中关注最多的是养老问题，由于我国在历史上从未经历过这样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实践将表明，养老对社会的挑战远比今天的认识要严重得多。

　　近来北京热议的一个社会问题就是没有电梯的六层楼要不要加装电梯，据统计，仅北京市这样的小高楼就有3万座。假设每座楼上有10位老人居住高层，就有30万老人因为没有电梯而难以下楼。这还不涉及养老金、医疗保障，就已经是一个严峻而棘手的问题了。

　　最近因为人社部表示推迟退休年龄是“必然趋势”而引起舆论一时大哗。应该说，今天终于提出这个问题是形势比人强的结果。如果我们了解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就知道这是一件迟早的事。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接受教育的时间越来越长，开始工作的时间被推迟，而预期寿命的提高又预示着养老期的延长。如果退休年龄不变，就意味着人们一生中的工作时间在缩短，而养老期在拉长。当然，由于每个人的处境不同，对于退休年龄推延的反应难免不同，但总体来看必须从人口结构变化的总趋势看到它的必然性而逐步适应这样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当然首先需要政府部门具有决策的前瞻性，使社会对此有一个习惯的过程。

　　在对于人口老龄化的具体关注中，往往将之归结为老年人增多，继而归结为老年抚养问题，再归结为老年救助问题，结果是把老龄化缩小为民政工作的一部分。事实上，人口老龄化是整个社会变老的问题，对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在最近梁建章和李建新合著的《中国人太多了吗？》一书中，梁建章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指出，人口老龄化必然会带来整个社会缺乏活力/缺乏创新精神的局面。这对于在努力实现现代化的中国不啻是一个严重的警告。

　　流动和迁移产生巨大影响

　　人口结构的变动与人口的流动和迁移大有关系，在我国人口流动规模越来越大的今天尤其如此。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流动人口已达2.6亿。据四川省第六次人口六普公报，全省2010年的常住人口为8000万，比十年前减少了近300万，人口减少了3.45%，居然成了一个人口负增长的省份。而四川全省登记的户籍人口却有近9000万。

　　四川省的数据说明，这种所谓的人口“负增长”，并不是由于出生率的降低和死亡率的上升，而是由于大量的劳动力外迁所致。类似情况也出现在贵州等地。反过来，也可以理解广东省在2000至2010年的十年中，常住人口竟增长了20.69%。

　　同样，在老年人口比例方面，重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1.56%，居然高出上海市的10.12%，这是由于大量的重庆年轻劳动力外流造成的老年人口比例的相对升高。而上海的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不仅比重庆低，而且比十年前下降了1.34%。

　　上海从1993年以来就一直处于户籍人口自然负增长，已长达近20年，为什么在全国人口快速走向老龄化之时，上海的老年人口比例反而下降了呢？道理很简单，不是由于上海的出生人口增多了，而是由于大量的外来年轻人群填补了上海人口金字塔的“腰部”而已。随着我国的人口流动和迁移越来越频繁，对于各地的人口结构的影响必然变得越来越显著，而这种趋势在今后还将继续增强。

　　如果我们能够对人口结构状况和未来走向有较明确的认识，那么在应对我国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和挑战时必然会显得相对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