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海口11月3日电 （记者 常红）今日，在以“公平可持续发展之路——面向未来的新兴经济体”为主题的第75次中国改革论坛上，与会专家普遍认为，过去30年，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在为中国做出历史贡献的同时也积累了资源环境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等很多矛盾。为此，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行政体制等综合配套改革势在必行。

　　加快社会公共需求为导向的社会体制改革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认为，未来10年要实现公平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改革任务繁重，挑战巨大，关键在于抓住制约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突出矛盾，实现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重大突破。

　　第一，加快以完善生产要素市场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加快建立富有活力的市场主导的经济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要抑制对资源和要素的过度需求引发的外延扩张式增长，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改变定价机制，建立健全资本、土地、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市场，由市场来决定稀缺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完善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税体制和政策，调控资源的供给和需求。

　　第二，加快以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为导向的社会体制改革。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的消费能力。努力扩大就业，鼓励全民创业。注重通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启动农村大市场。通过政策创新、体制改革、制度安排和机制建设稳步推进城镇化，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确保农民土地权益不受侵犯的前提下，加快健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建立健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基础，尽快形成较为完善、城乡统一的国民教育服务制度、医疗卫生服务制度、养老保障制度、公共就业服务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救助制度等。

　　第三，加快以政府职能转变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应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投资体制改革，消除地方政府投资扩张的冲动，增强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功能。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推进政府从全能政府、管制型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的转变，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环境。

　　中国经济应保持7—8%的中速增长

　　关于经济发展的目标，国家开发银行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刘克崮提出中国经济增长应以“质量优先，中速持续”为原则。

　　刘克崮认为，对大众提的口号不要太模糊。“质量优先，中速持续”，即把我们持续30多年9%、阶段性10%的增长率，按照客观实际，降到7-8%。

　　“两三年前，我曾提出GDP增长不要搞那么高，多数人不同意，认为中国需要高速度。现在看，客观规律教育我们，中国发展速度要遵循规律。” 刘克崮表示，国际上4-5%是中速、7-8%是高速，10%是超高速。而在中国，GDP增长7-8%是中速，偶尔下到6.5%也不要紧张。要抓住质量的核心，建立科学合理的GDP评价体系。

　　“中速持续”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平衡、和谐、可持续。二是投入产出比。劳动生产率是第一类指标；对能源、资源的消耗是第二类指标，对电、水、矿、资金等都可以明确指标，简单的就是单位GDP消耗；第三类是对环境的污染和影响，在经济增长中要考虑代际责任，即要对下一代负责；第四类是分配，速度上去、财富增加了，但是相当多的老百姓没有切身感受，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我们要用一年左右的时间，积极准备新一轮的整体配套改革方案，特别是价、税、费、财、金、房地联动的综合配套改革。” 刘克崮说。

　　中国绿色发展制度集中在三方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张军扩表示，中国走绿色发展之路已经成为必然的战略选择，既是对全球范围所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的积极响应，也是中国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张军扩认为，中国选择走绿色发展之路，中国人口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少，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工业化、现代化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更加严峻。由于国情特点、发展阶段和体制因素等方面的制约，中国经济资源消耗高、环境代价大的粗放发展方式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如果说这种增长方式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还难以避免、因而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话，那么在中国经济已经跨过中等收入门槛、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情况下，这种粗放的发展方式无论如何难以适应全球和中国自身资源环境条件的需要，从而也不可能将中国引向现代、和谐的高收入社会。正因为如此，将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确定为”十二五“期间发展的一条主线。

　　张军扩指出，中国的绿色发展制度主要集中在命令控制、经济刺激和社会引导三个方面。一是从中央到地方逐级落实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具体要求，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污染水平进行管制，制定有关的环境标准，包括污染排放的种类、数量、方式等污染指标，并以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其执行效果。

　　二是通过市场机制引导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各自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对其行为进行成本效益评估，从而选择有利于环境保护行为，初步建立了以排污收费制度和资源税为代表的经济刺激型环境政策工具体系，包括环境补贴、押金返还、环境保险、排污权交易、绿色信贷和生态补偿机制等在内的环境经济手段。

　　三是通过广泛的道德规劝和舆论影响，如“两型社会”建设、低碳生活理念宣传等手段，将保护环境的观念渗透到企业的经营理念和居民个人的价值观之中，从而促使符合绿色发展要求的生产消费习惯成为深入人心的自觉行为。

　　中国社会领域发展相对滞后 HDI徘徊在100位左右

　　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认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向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尽管中国在经济发展领域取得巨大成就，但在综合发展特别是社会发展领域仍相对滞后，呈现明显的短板。

　　从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来看，中国在过去的几年来一直徘徊在100位左右， 2011年数据显示，在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名102位。人类发展指数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是目前得到最广泛认可的综合性发展评估体系，它不局限于经济增长数据，而是扩展到涵盖教育、科技、健康、社会公平、可持续等多方面的总体发展评价。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序偏低和持续徘徊的状况，与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成就并不相称，集中反映了我们在社会发展领域的相对滞后和不足。

　　赵白鸽指出，中国所处的社会正在迅速地、深刻地发生着变化，未来社会发展领域的挑战将更显复杂和严峻。老龄化、城镇化和信息网络化构成了中国社会转型的三大基本特征。

　　第一，老龄化。中国的老龄化正在加速推进，从2011年到2015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预计将由1.78亿增加到2.21亿，平均每年增加老年人860万；老年人口比重将由13.3%增加到16%，平均每年递增0.54个百分点。全社会年龄结构的老化意味着劳动力结构和人口红利的变化，意味着不确定性增大，意味着抗风险能力下降。

　　第二，城镇化。与快速城镇化相适应，中国的流动人口在当前和未来较长一个时期都将保持在2亿左右。城镇化促进了人口流动和思想解放，也很可能凸显或加剧在资源不足、社会摩擦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的问题乃至冲突。以80后、90后以及未来00后为主体的城镇化和人口流动将对现有的社会格局和社会管理模式提出新的挑战。

　　第三，信息化与网络化。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统计，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39.9%；手机用户突破10亿，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88亿，手机首次超越台式电脑成为第一大上网终端；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网络用户由2010年底的6000万猛增到3亿以上。信息化意味着信息的平衡分布和快速传播，低成本、广覆盖的新传媒技术和渠道，深刻改变了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等在内的传统组织模式和工作方式，也深刻改变了公民的维权意识、参与意识和行为。

　　中国下一步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必须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原则作为重中之重，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全面发展。赵白鸽认为，一个成熟的社会，离不开大量自立的、活跃的、有责任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对中国而言，需要一个和谐的、稳定的、自我调适的社会，需要大量的作为政府伙伴和助手的社会组织来共同承担责任和发挥作用，需要正面引导社会的有序发，大力促进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