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莫言，瑞典皇家学院也许有诸多考量，但对其文学成就的尊重和认同，必定是最重要原因之一。在莫言的小说中，充溢着对历史、对现实苦难的揭示。喜欢佛学的他，无论言谈还是写作，都充溢着人道主义情怀，只是不肯露骨而已。

　　作家莫言

　　2012年10月11日19点，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中国人首次摘得该奖项中的文学奖，百年来的遗憾终于圆满。然而，一些人会有新的遗憾，因为莫言除了小说写作外，在公共领域几乎是位沉默者，这被认为是背离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理想主义倾向”。

　　此外，作为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莫言，今年还曾经与另外99位作家一起手抄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颇遭诟病。记忆力不错的人，还会翻出2009年莫言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的演讲，当时他说，“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超越党派、超越政治”。对不少极度期待文字英雄的中国人来说，这活像是一个作家交出的投降书。

　　莫言的作品很少有政治立场，但他对政治并非全无看法。他的政治观点，常以特别迂回的方式藏起来，这是一个体制内作家的本能。他恪守了自己笔名所规定的法则：莫言。

　　对着国王的仪仗队行礼

　　莫言饱看了太多中国农民的忧伤和苦难，以致将悲伤与愤怒打扮成无动于衷。我见过对莫言小说最好的一句话评论是：“他笔下的所有人物都不具备同情自己的能力”。这决非指责莫言没有悲悯，相反，喜欢佛学的他，无论言谈还是写作，都充溢着人道主义情怀，只是不肯露骨而已。

　　人们常常认为，只要名气足够大，又能写字，就是公共知识分子。这是一种误会。就公共问题面向社会公众写作的知识分子，才是公共知识分子。作家可能是公共知识分子，也可能不是。莫言恰好就不是，他只是一个喜欢写小说也擅长小说的手艺人。

　　人们对莫言的敢言期待，也许是一种僭越，近乎绑架或绑架未遂。人们对他的失望，则是一种变相的期待，仍然没有必要。莫言有巨大的名声，但他没有义务以此名声来针砭时弊。我们可以因此不喜欢他，但没有太多理由去要求他。

　　三年前，莫言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讲过这么一个故事：“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然，对面来了国王的仪仗队。贝多芬昂首挺胸，从仪仗队面前挺身而过。歌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在仪仗队面前恭敬肃立。年轻的时候，我也认为贝多芬了不起，歌德太不像话了。随着年龄增长，我慢慢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像贝多芬那样做也许并不困难，但像歌德那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对着国王的仪仗队恭恭敬敬地行礼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

　　莫言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为什么对着国王的仪仗行礼反而需要勇气？也许因为在艰难时代长大的他，深知驯服中藏着牺牲与妥协的意味，而这同样需要勇气——战胜自己的骄傲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莫言像一颗种子从岩石缝里长出来，渐渐长成树，他不会让自己轻易跌下悬崖。

　　莫言曾经做过一个关于自己创作源泉的报告，他说：“饥饿和孤独跟我的故乡联系在一起。在我少年时期，吃不饱、穿不暖，牵着一头牛或者羊，在四面看不到人的荒凉土地上孤独地生存。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源泉”。

　　饥饿和孤独是莫言创作的源泉，农村和农民则是他创作的对象。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轮回》，主题不限于土改，但对土改的残酷有深刻准确的描写。就在今年9月，莫言还转播了一条关于农村问题的微博，并且加上评语：“关键是要像1951年土地证上写的那样：土地是农民的私有财产，有耕种、变卖、赠予等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

　　他另一部长篇小说《蛙》，主题则是计划生育与悔罪。就这部小说接受许戈辉专访时，莫言说：“我本人也有很深的忏悔心理。我当时就是以非常冠冕堂皇的借口就把孩子做掉了，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这是我们内心深处很痛的一个地方”。

　　文学的理想主义

　　莫言很少直截了当地说出心中的话，“是内心深处的软弱，使我千方百计地避开一切争论”。他说自己甚至坐出租车都怕司机给他“甩脸子”，因此加倍小心。记者问他，你对出租车司机都恐惧，怎会有勇气写出最残酷的社会现实，并呈现给读者最本真的东西？莫言回答说，在现实生活中越是懦弱、无用的人，越可以在文学作品里表现得特有本事。文学就是把生活中不敢做、做不到的事情，在作品里面做到了。

　　莫言的确做到了很多事情。他创造了一个属于他的高密东北乡，一个未必漂亮但足够厚重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上帝、总督和平民都是他，当然还居住着存在或不存在的父老乡亲、远朋近友、生人亡灵。常有人将莫言比作福克纳，我觉得莫言最好的作品与福克纳最差的作品相比，并不逊色。莫言不能算大师，但有独特风格，能成一家之言，即使不得诺奖，也够资格被写入任何一部中国当代小说史。

　　回到诺奖话题。莫言的文学成就，我认为不在村上春树之下。他的获奖，是政治之外的文学理想主义的胜利。

　　关于文学的理想主义，莫言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属于人的文学，是描写人的感情，描写人的命运的。它应该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应该具有普世的价值”。在我看来，莫言深爱也深恨的是农村，不是城市，而政治主要是在城市里展开的，因此，他的普世价值，指向的不是政治，而是土地。

　　莫言获奖，是他个人作品的胜利，也是一个沉默者的胜利。对部分国人来说，这胜利似乎略有点疲软。不过没关系，文学与政治，本来就不是注定要捆绑在一起。新世纪以来，政治化审美崩溃，有人又走向反政治化审美。然而，反政治化的审美，其本质仍是政治化的，你过于憎恨一个敌人，到最后你会长得跟你的敌人就像是双胞胎。

　　莫言没有推墙的勇气，但也没有站在墙的那边。他退缩到自己的文学王国中去，不做勇士，但也不是隐士，在他的小说中，仍然充溢着对历史、对现实苦难的揭示。

　　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莫言，瑞典皇家学院也许有诸多考量，但对其文学成就的尊重和认同，必定是最重要原因之一。无论如何，莫言是中国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让我们向他表达真挚的祝贺。

　　莫言出生于山东高密县，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

　　莫言创作大事记

　　1986年

　　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其中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可以说是莫言的成名作，首发于1985《中国作家》上。当时即引起反响，《中国作家》组织在京的作家与评论家为此举行过讨论会。

　　1987年

　　《红高粱家族》是莫言向中国当代文学奉献的一部影响巨大的作品，由《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奇死》《红高粱》五部组成，被译成近二十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后来导演张艺谋与他合作，将之改编成电影，1988年，电影《红高梁》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1997年

　　《丰乳肥臀》是莫言的代表作，曾因争议被封禁5年。1997年《丰乳肥臀》夺得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大家文学奖”，获得高达十万元人民币的奖金。该书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性”大书，是莫言进行民间史诗性书写的成功试验。

　　2008年

　　《檀香刑》是莫言潜心五年完成的一部长篇力作。有人称“全书弥漫一种颗粒感的血腥暴力之美”，活龙活现地讲述了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一场兵荒马乱的运动。《檀香刑》一面世就赢得了一片赞誉之声，甚至有评论称其“伟大”。

　　2009年

　　与莫言以往小说注重历史幻想色彩不同的是，《蛙》更接近历史现实的书写，主要讲述的是乡村医生“姑姑”的一生，反映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2011年，这部小说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文/宋石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