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必须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创建新的竞争优势，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战略方针。

　　然而面对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的动荡格局，我们一定要清醒地梳理清楚三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症下药。否则，不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盲目行事，不仅事倍功半，而且事与愿违，得不偿失。

　　理清三种矛盾　对症下药

　　首先是结构性矛盾。集中体现在全球化红利、资源红利和人口红利开始出现程度不同的单边衰竭趋势时，中国现有产业结构和制度安排下的外需主导增长方式是否会面临巨大的阻力？而跳跃客观的发展阶段和无视禀赋约束下的比较优势原理来推进企业自律地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是否能如愿以偿？

　　其次是周期性矛盾。集中体现在实体经济部门企业利润下滑，融资困难，投资意愿不足；而在虚拟经济部门却出现流动性泛滥，价格扭曲，投机行为加剧的现象。虽然这里提到的流动性泛滥是前期泡沫经济膨胀和事后政府大规模救市所产生的后遗症，但是，脱离经济基本面支撑却被大量“激活”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今天一起绕开了正在不断“去库存”和“去杠杆化”的实体经济部门，而奔向稀缺的全球资源市场，或去波动的国际金融市场与脆弱的新兴市场寻求短期套利机会，这种投机现象给各国生产部门的复苏造成了成本上升和销售环境恶化的不良后果，尤其作为世界制造大国的中国，更是出现了让宏观调控政策左右为难的“钱流”和“钱荒”并存的状况。

　　为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立了明年“宽财政、稳货币、压投机”的宏观调控基调：即通过给企业减税和增加解决民生后顾之忧的财政支出，来释放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潜力。同时，再利用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控制资产泡沫的做法，来引导虚拟经济部门过度膨胀的资金进入到因“钱荒”而投资不足的实体经济部门。

　　最后是外部性矛盾。由于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各国消费、投资、贸易和政府支出之间的“相互平衡机制”被打破，于是针对自己不同性质的经济结构失衡所带来的尖锐的矛盾，各国政府都采取了程度不同的救市干预政策，甚至很多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的货币救市政策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要远远大于拥有货币主导权的发达国家。而且，欧美发达国家更是利用他们在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舞台中的“话语权”，而不顾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阶段对现有“一刀切”的平衡调整思路的消化能力，一味强化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和国外利己性的市场开放要求，以达到缓解他们结构调整所带来的财政压力和经济硬着陆风险上升的效果。这种只站在自己国家利益至上的立场上所推进的缺乏“共赢”的国际政策协调方式，确实增添了世界经济利益不断分化的复杂性，给中国这个“务实型”发展模式所造就的世界经济第二大国来说带来了不可低估的挑战。最突出的问题莫过于来自于大宗商品市场的输入型通胀与通缩压力，以及海外游资短进短出所产生的外汇占款的大幅波动，从而导致既要保持币值和价格稳定又要确保经济增长和就业目标的我国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措施的效果大打折扣。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全球“失衡发展”的格局一旦破裂，上述各种矛盾的叠加效应就会接踵而来，从而不能抱有幻想，心存侥幸，消极应对，而是应该抓紧时间，抓住机遇，从制度改革着手去打造市场活力，化解矛盾，消除矛盾。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发展规律，选好调整时机，谋求共赢的国际合作方式。

　　金融改革刻不容缓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一要求，金融改革作为重中之重、刻不容缓的改革任务，基于以下三个关键因素：（一）发达国家抗衡经济硬着陆的救市政策所造成的“流动性泛滥”的后遗症，需要由金融部门大力扶持而形成的新一轮充满活力的实体经济的发展才能加以吸收。（二）只有金融体系健全发展，才能化解全球资产价格大幅波动、融资环境日益恶化的金融风险，才能抗衡在阶段性的周期下行调整过程中投机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挤出效应。否则，改革开放30多年所积累起来的中国经济的硬实力会因为暂时性的周期调整而出现不可逆转的产业空心化趋势，甚至有可能落入当前学术界热议的“中等收入陷阱”。（三）处理好“金融效率”和“金融稳定”之间、“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在当前日益活跃的国际货币体系“重组”和全球资产和货币价值“重构”以及国际金融资本投资组合“重置”的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

　　为此，我们要努力提高中国金融业的核心竞争力。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中国财富管理的稳健性，以避免因中国金融的脆弱性和“实质不对等”的对外开放要求所带来的全球范围内对中国产生的、不公平的收入再分配效果（这是一种更为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的形式）－－它可以以没有战争硝烟的“套利形式”来实现，也可以以不公平的“交易条件”来转移，更可以让中国经济付出“单边硬着陆”的代价来获取。一句话，“稳中求进”才是我们金融改革应该坚持的总基调。（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