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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怎么了

发布时间:2012年02月24日 14:25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人物周刊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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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所有人都说,我们的城市被边缘化之后,我们会觉得沮丧、失望、悲哀,但是我们从来都没去想,所谓的边缘化,是因为我们依附在一个主流的价值观里面,为何我们不能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为何我们不能有自己一套关于生存意义的解释方法?”

      香港,怎么了

  特约撰稿 旷达

  “‘蝗虫论’只是少部分港人的声音,两地之间的矛盾没有上升到对立、仇恨的程度。”放下手中的柠檬茶,《自由人的平等政治》的作者、香港人周保松说,“你看看香港历史,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移民社会,绝大部分的人要么是新移民,要么父母是大陆人。所谓优越论、殖民地心态,都是没有根据的。香港人怎么会歧视大陆人?”

  几天前,一些香港网民花10万港币,在《苹果日报》上刊登了一则暗讽内地游客是蝗虫的广告。周保松看到后十分不安,在facebook上更改了自己的状态:

  “今天作为香港人,我感到羞耻。请大家不要再传播那些有明显种族歧视和侮辱新移民及内地同胞的海报、言论……如果有极少数内地游客生活习惯和我们不同,或有不文明行为,那需要我们尊重差异、善意劝导和公正执法,而不是将内地人标签为低人一等,然后排斥、敌视、羞辱他们。我们需要的,是平等尊重和包容开放。请不要将香港,这个我们深爱的城市,变成仇恨和歧视之都!”

  他这番话被部分当地网民看成是“五毛言论”。与此同时,在罗湖以北,深圳天气预报主持人周禹“义愤填膺,也做了个图”,将中港关系比喻为父亲供养着儿子。虽然不久就删除了,但留下来的截图让他的微博涌进无数谩骂之声。

  自此,这两张海报将一个月来接二连三的陆港冲突推支最高潮。“其实将每件事情分开来看,都不是什么大事。”周保松说。

  他口中的第一件小事发生在1月5日,尖沙咀时尚名店DOLCE &GABBANA不想让店中内地豪客身份暴露,阻止港人在店外摄像,引发港人抗议,认为在自己的地方却被看成二等公民。

  港人的怒气在1月19日再次被点燃,北大教授孔庆东在内地某网络电视中再三声称“香港很多人是狗”。这令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彭清华非常尴尬,在31日公开表示:“最近,个别内地学者发表了一些不当言论,我们对此深表遗憾。”

  双非婴儿祸源港府

  彭主任的声明显然不足以平息港人的不满,直接触发“蝗虫”广告出现的,是逾五百名香港孕妇挺着大肚子上街游行,要求政府阻止“双非(双亲均非港人)婴儿”享有居港权,避免两地孕妇争抢医疗资源。

  “双非婴儿”问题的源头,来自于2001年香港终审法院对庄丰源案的审判结果,判决书说得很清楚: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无论其父母是否港人,都享有居港权。而居港权则代表着生育二胎的可能;代表着一本在144个国家免签或落地签的护照;代表着香港完备的医疗、教育福利……某中介公司便声称在港产子可以“为孩子提供香港永久居住权+价值800多万港元的综合福利”。

  判决书一出,来港产子的内地孕妇逐年飙升:从2001年的620人,到2010年翻了52番,达到32653人,占香港总出生比率的36.9%。而分布在铁路沿线的众多医院,常常成为“双非婴儿”的“重灾区”,如浸会医院的“双非婴儿”比例常年高达80%。本地产妇往往刚一怀孕,就不得不四处寻找10个月后的产房。

  绝大多数内地来港孕妇都在私营医院分娩。据港媒调查,某些私营医院的产科医生月收入达100万,有些甚至周薪100万。在这种诱惑下,大量公营医院资深医护人员纷纷跳槽,导致那些负担不起私营医院高额费用的本土孕妇无处求医。

  不少香港市民就是根据这些数字和亲身体验而表示抗议,认为“双非婴儿”父母并未交税,却占满了产房,让自己“连生仔都没地落脚”。认可这些数据的,还包括两地部分媒体,诸如“赴港产子是占便宜,港人不满也正常”的标题抢占了读者眼球,道德谴责之声不断。误导了不少香港人,同样迷惑了不少内地读者。

  讽刺的是,最先指出此批评存在漏洞的人,竟包括“蝗虫”广告的发起者林先生,他表示能接受内地记者的采访非常高兴:“好多人误解了我们。我们不是想歧视‘双非孕妇’,而是想引起香港政府的关注,是他们的政策失误导致了今天的后果。”

  他拜托记者告诉内地读者,香港人并非歧视内地人。在街头对内地游客唱《蝗虫歌》的只是些心智未开的中小学生,现在都很后悔。他做这个海报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引起港府的注意。

  林先生矛头直指香港政府。从2004年起,港府以“发展医疗产业”为名,每年出售“非本地孕妇分娩配额”给内地孕妇。例如,在公立医院预约,必须先缴付3.9万港币预约费用,私营医院则更是大赚特赚。

  在这个宽松甚至变相鼓励的政策下,2010年在港出生的三万多“双非婴儿”中,超过97%是香港政府合法认可的。换言之,只有不到1100名产妇是没有在医院预约,而进入急症室内接生。因此,很难想象每天仅仅3个“计划外孕妇”,怎么会令香港医疗系统瘫痪?

  “责任肯定是在政府和私营医院身上。而那些内地孕妇,自己出了钱,合法地来香港生子,她不应该是被谴责的一方,”香港智库总干事林辉说得非常明确,香港政府无视年年翻倍的“双非婴儿”人数,将医疗投资常年维持在财政开支的5%,最终酿成今日的恶果。

  后知后觉的港府近期动作频繁,表示可能取消公营医院配额;在关口制止怀孕超过28周、未获预约证明的孕妇入境;并以“违反逗留条件”为名起诉中介人。在另一边,广东省计生委声明,广东居民在香港所产二胎同样会受到罚款;省长朱小丹匆匆访港,并且保证:“香港人可以放心,(‘双非’问题)会有办法解决。”

  陆港融合过快,港人生怨气

  虽然“双非婴儿”错不在内地孕妇,但周保松认为,“香港人普遍对内地人有一种不满”。这种情绪首先来自普罗大众在民生上受到的冲击。大陆游客心目中的香港是“购物天堂”、“美食天堂”,然而天堂也有人满为患的时候,市民张小姐笑称“现在的香港已经不是我的香港”。

  2003年6月,为振兴香港非典过后低迷的经济、提高董建华政府的民心,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签署了CEPA,即“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的经贸安排”;同时推出“港澳自由行”计划,计划内的城市居民,经过简单的签注手续就可前往香港旅游。

  这些政策令陆港加速融合,对香港经济的促进作用显而易见,随着经济大环境的好转,香港GDP从2003年的1.2万亿港元增长到2010年的1.9万亿港元。最近两年政府财政盈余均达700亿港元,因此,继去年向市民“派糖”6000元之后,今年再度推行大额退税计划。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主任雷鼎鸣拿出一大叠数据来证明两地的高速融合:“在2009年,香港的货币基础便上升了100%,净流入资金据估计达到5000亿港元……”

  然而,正是这笔“横财”让过快的陆港融合显现出了副作用。大量的流入资金,除了在金融市场上的集资,很多进入了香港的房地产市场。“这笔资金部分来自于中央的4万亿投资,部分大陆国企拿来在香港炒楼……他们买豪宅比较多,因为投资回报率较高。”

  除了国企炒房外,内地富豪在香港也是一掷千金。2011年6月,太平山顶的一处豪宅以每平方米103万港元、总价8亿港元被内地买家买走,创下了亚洲区尺价的最高纪录。恒大地产主席许家印的山顶豪宅,每平方米楼价也超过了60万港元。

  香港房地产中介美联物业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内地人在香港买楼占整体成交比例19.2%,涉及金额逾600亿港元。陆客买入500万以下的普通房产仅占总数11%,超过2000万的豪宅却高达18%。

  内地资金持续推高香港豪宅市场价格,而“地产商见到豪宅价格上升迅速,就将自己的新楼盘都包装成豪宅,造成中低价格楼盘供应量降低,价格自然也随之上升”。因此,不少香港市民表示买楼难,一般的中产阶级需要持续工作到退休后才勉强还完贷款。在这种生活压力下,本港人对内地客难免不满,呼吁港府对非本地买家征收额外印花税的声音此起彼伏。

  香港人对自由行政策也是褒贬不一。虽然该政策为香港增加了约10万个餐饮、酒店、旅游等低技术含量的就业岗位,但是其对本土商场生态的影响非常明显。香港总面积1103平方公里,但商业用地多年来只有4平方公里。小蛋糕被越来越多的自由行游客分吃,商场租金的疯狂上涨反噬了自由行给市民带来的好处。

  只有北京面积1/15的香港,本地人口709万,相当于北京的1/3,人均居住面积低于二十平方米。而在2011年,共有4200万人次的旅客到访这颗东方之珠,其中大陆游客数量达到2800万,自由行游客又占到其中六成半。也就是说,哪怕游客是平均分布的,每天也有占香港总人口1/7的外来人口穿梭于维多利亚港两岸。更严重的是,绝大部分游客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地区,如钻戒名表云集的中环、白帆来往的尖沙咀,这里是香港中西融合的气质所在,也是香港“购物天堂”的中枢,普通话成了最常听到的口音。

  内地游客往往嗜好在香港“扫荡”金银珠宝、名牌服饰、电子产品,从事这些生意的门店逐渐占据了香港的商业区,将那些充满香港特色的小店、老店扫入尘埃。近期铜锣湾一家原租金仅为110万港元的电影院被迫搬迁,只因被告知续租的金额是2000万港元。据当地媒体透露,新的租户是时尚品牌LOUIS VUITTON,这家法国时尚巨擘在另一条街的分店去年12月营业额令人咋舌——2亿元,每天门外都有大量拖着旅行箱的内地顾客在等待着。

  近年来,香港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一直保持在0.43左右的高位,社会流动性相对于10年前缓慢了很多,港人心中的怨气长期未能释放。在市民与港府的不断博弈之中,他们发现港府能够做到的实在有限,而内地的影响愈发深远。现在产房要抢、奶粉要夺、学校要挤、商场要推、供房供到老……生活中各个方面都受到冲击,港人对内地人的不满自然渐渐提升。

  难以被边缘化的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马杰伟讲述了自己身边的一个小例子,如果在名店中用广东话去买东西,售货员都不会很上心,因为说普通话的游客动辄十万二十万地消费,“港人在情感上受到很大冲击。”

  在“父与子”的海报中,周禹写道:“如果不是大陆人把你(香港)当儿子养,你们早就完蛋了!”这一观点并不少见,在很多内地网民看来,香港只是江山一隅,越来越依赖于大陆的各种支援;甚至港人自己也探讨香港是否面临“边缘化危机”。

  几十年前,出生于劳动阶层的马杰伟常常会将脸贴在名店外“window shopping”,虽眼见奢华港商,却没有丝毫自卑,相反为自己身为香港人而自豪。如今面对玻璃窗内豪爽大气的内地游客,他直言,“部分香港人有一种很明显的感觉,以前你比我穷,现在追上来了,觉得自己会被边缘化,这种心理上的调整也是过去这白热化冲突下隐藏的焦虑之一。但是问题绝不会如此简化,因为香港的年轻一代没有经历过80年代的所谓香港黄金年代,他们对大陆不存在一种社会妒忌(social jealousy)。”

  20年前,香港GDP占整个大陆的25%,如今则跌到3.5%以下;香港以往的转口贸易优势随着内地的开放也逐渐消失;甚至在争夺成为全球人民币中心的战役中也输给了上海……但是香港面临“边缘化危机”仍然是一个伪命题。

  “当所有人都说,我们的城市被边缘化之后,我们会觉得沮丧、失望、悲哀,但是我们从来都没去想,所谓的边缘化,是因为我们依附在一个主流的价值观里面,为何我们不能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为何我们不能有自己的一套关于生存意义的解释方法?”

  这是TVB年度大戏《天与地》中,女主角佘诗曼掷地有声的一句台词,也是香港人回答“边缘化危机”的最佳答案。香港的价值体现在它与其他地方的不同上。

  “香港的去殖民化非常有趣,”梁文道这样描述:“面对一个巨大的母国,香港的去殖民化本质上是回归而不是新建,但是它又发现自己已经与母国是那么不同。”

  长期以来的隔绝让陆港两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显示出了很大差异,虽然回归已14年,但很多香港人北望神州时仍然“感到窒息”。一国两制赋予了香港特区高度的自治权,没多少港人把香港看成仅仅是中国一个普普通通的城市而已。他们对自己的法制、秩序、自由、反贪污、社会福利都有深深的骄傲。

  20年前,末任港督彭定康在就职演说中,以这样一段话打动了港人的心:“香港能成为伟大的城市,并不是因地理优势,而是因为拥有珍贵无比的资产,那就是一个健全的行政架构和完善法治的社会。香港市民、企业能够在这片土地上充满活力地生活、工作、共享繁荣,无不依赖于此!”

  香港的骄傲所在便是香港人的禁脔,部分内地游客便是在这方面冒犯了港人。孔庆东放言“用法制维持起来的秩序,就说明人没有素质”,著名时政评论员蔡子强称,这种说法让港人感觉受到了冒犯。

  少数内地游客在地铁内吃东西甚至允许小孩撒尿,在产房中高声喧哗,这些“潜规则”的引入震撼了对“规则”习以为常的港人。D&G事件过后一周,TVB在店外采访一位内地顾客,又得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回答:“我觉得(D&G对香港人)不公平,但是你们香港人觉得公平最重要,我们内地人不在乎这些!”

  蔡子强建议,双方应以更正面的角度来看待两地差异:“双方应该给出空间,大家思考这种差异是否代表双方有值得互相借鉴的地方。就好比我在台湾看选举,就知道香港以后应该朝什么方向走。”

  “一国两制大体上是成功的”——专访中央政治组首席顾问刘兆佳

  特约撰稿 旷达

  几十年前,最开始搞一国两制的时候,内地同胞根本就没有参与,是邓小平说“一国两制”就一国两制了。“内地对香港开放”是一直有研究的,但是“香港对内地开放”是一个新课题,这个课题过去根本没假设会有这么多,而是希望“在可控情况下发生”

  刘兆佳的办公室位于香港新政府大楼西翼,这座n字型大厦外观颇似北京的“大裤衩”,但寓意据说代表着政府对市民“门常开”。楼下没有警卫把守,只有几位职员。随着秘书走到刘的办公室,房门外没有贴“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的铭牌。

  中央政策组成立于1989年,一直为港府研究政策、编撰特首施政报告,被誉为港府的“智囊”,现任首席顾问、社会学教授刘兆佳从1993年起担任中央政府“港事顾问”,参与特区的筹备与建立。他多次呼吁香港应该参与到内地发展中去,包括协助人民币国际化、协助国家改善民生。

  人物周刊:自回归后,中央对特区的支持是否足够?

  刘兆佳:一直都有。香港回归后,面临了两大金融危机。中央政府力挺香港,比如CEPA、自由行、人民币业务、粤港合作等一大堆政策。香港人都认识到两地经济密不可分,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不断上升,对一国两制越来越有信心。你也见到了,那些以“质疑大陆”做卖点的人都失去了支持。

  人物周刊:但是最近两地之间矛盾频发。

  刘兆佳:两地矛盾很多都被媒体夸大了。我们的研究显示,香港和内地的经济关系愈发密切,这个变化是得到大多数香港人支持的,很多人甚至觉得融合得还不够。香港在国家的发展中受益,并且在帮助国家发展。总体来说,香港主流民意绝不会要求减少两地融合,甚至开倒车。

  人物周刊:部分人还是有看法?

  刘兆佳:大部分香港人都是支持陆港融合的。但客观来说,两地同胞交往越来越频繁,经济越来越密切,这样的强度下,出现问题是很正常的。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在这个交往过程中获益,两地经济融合,总有一部分缺乏竞争力的人利益受损。另一方面,社会交往越来越频繁,两地之间文化水平、生活习惯、价值观、卫生习惯、法制观念等存在差异,所以造成了一些摩擦、矛盾。可能这几年发展太快,香港的软硬件配合不了。

  人物周刊:香港政府应负主要责任?

  刘兆佳:那又不是。内地经济崛起得太快了,部分人“先富起来”富得太快,港府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么多人涌到香港,无论产房还是楼市,都没有准备好。软件不足是指香港人心理上没有准备好面对如此频繁的经济、社会接触。总体来说,两地交流不是无缝的接触。比如一些香港导游和内地游客之间的摩擦、内地学生与本地学生的争议。

  看这个问题,不要只看到香港不好的一面。不能不承认,港人看内地、内地人看香港都存在一些成见。内地同胞对香港人也有很多误解,觉得香港人有特权,香港人有优越感、傲慢;觉得香港回归后需要靠内地接济。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香港也有人将自己吸收的西方价值观,作为评核内地同胞的准则,这造成了不必要的摩擦。但是,从正面角度来说,两地民众之间现在的摩擦,恰恰说明两地之间原本互相隔绝的情况有所改变。

  人物周刊:港府意识到这种误解了吗?

  刘兆佳:减少两地之间的误解,我承认香港政府做得少,但内地政府做得也不够。因为以前没人意识到存在这个问题。但现在,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摆上议事日程了,两地政府对此都有责任。香港政府需要加强市民对内地的了解;同样的,内地政府可能也需要跟内地同胞说清楚,陆港之间不是谁依赖谁的关系,而是互惠互利的关系。特别是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香港能够扮演重要的角色。

  人物周刊: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是否成功?

  刘兆佳:一国两制的新变化是两地之间出现越来越密切的交往,如果两地之间成见太多,显然不利于一国两制的进一步发展。大体上来说是成功的,但问题也不少。所谓成功,是指香港在保有原来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继续发展,继续为国家做出贡献,同时又不会造成太多麻烦。

  一国两制要成功,现在不仅仅是香港人支持就可以了,越来越需要国内同胞的支持。几十年前,最开始搞一国两制的时候,内地同胞根本就没有参与,是邓小平说“一国两制”就一国两制了。现在很多东西的发展都是邓小平当年没预见到的,没想到中国崛起这么快,而香港的角色也不断调整,要发掘新的角色来配合内地的发展。

  当初制定一国两制的出发点很简单:当时讲两地融合重点在于政治层面,即中央尊重香港高度自治,也预计到了经济上会越来越密切;但就没有想过社会交往会如此紧密,没考虑过自由行、内地学生、人民币离岸中心……“内地对香港开放”是一直有研究的,但是“香港对内地开放”是一个新课题,这个课题过去根本没假设会有这么多,而是希望“在可控情况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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