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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山:中央一号文件布局科技创新意义深远

发布时间:2012年02月25日 16:56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中国网络电视台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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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网络电视台消息:继2011年的农业水利改革之后,刚公布的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聚焦“三农”,这是连续第九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三农问题。今年的一号文件把农业科技摆上了突出位置,加大农业科技投入究竟会给中国的农业、农村和相关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在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当中,实施“强农惠农富农”战略还会有哪些难点和热点问题需要我们进行落实和解决?

    带着这些纠结而复杂的问题,本期的《财经名人访》特别为您邀请到著名农业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张晓山先生,来为大家展开深入的探讨和解析。

      “三化同步”农业拖后腿 布局科技创新意义深远

    主持人:去年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将农业水利问题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一大重点。今年年初印发的中央一号文件则是立足于细节建设,将“农业科技创新”摆在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强调农业科技建设,目前的“三农”整体建设方略,您觉得它的意义何在?有没有什么新意呢?

    张晓山:在去年“十二五”的发展规划纲要里讲,要求“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同步发展”,叫“三化同步”,就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但我个人认为三化同步里面最薄弱的环节是农业化,城镇化是不断加速,我们知道在2011年城镇化水平达到51.27%,也就是按照统计说2011年我们的城镇人口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另外一个我们的工业化也不断提高,大家都知道中国已经是世界工厂,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中国制造”的标签,但是农业现代化还是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

    2011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达到5.7亿吨多,连续了“八连增”,另外一个,中国的农民收入达到9600多元,也实现了几年增长。但是农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依然薄弱,而农业受资源的约束这个约束力是越来越强,一个是耕地,我们的耕地是非常有限的,人多地少,原来一个说法叫9%的耕地养活21%的人口,后来又有人说11%的耕地养活21%的人口,不管怎么说,总之就是我们是人多地少,所以这些方面,农业要继续发展、稳步增产,就呼唤科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应该是未来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关键性的环节,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央一号文件强调科技创新是有巨大的深远意义,是一种站在战略角度考虑的政策举措。

    主持人:农业科技服务的最终主体是农民,这就意味着创新是否可以执行得很好,关键就在于农民怎么样把科技应用到农业生产当中去,据您的观察,现在我们目前在这方面的建设情况是怎么样的,还有需要我们去改进的一些地方吗?

    张晓山:要说到农民这块,关键怎么样满足农民的需求,“农民需要什么”,农民需要什么样的品种、什么样的技术,但是目前来说,现在科研、推广这方面的供给和农民的需求存在不协调的地方,而且解决农民需求,关键是解决“需要给农民什么技术”的问题,有了虫子怎么灭,怎么能够有抗旱的作物品种,灌溉能力解决等等这些“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这方面存在很多问题,这就说明我们整个科研体制、创新体制和推广体制还存在很多弊端,而且产学研、农科教这方面本身的衔接不畅,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多。我的观点农业科技创新必须要和农业的体制机制创新配套,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来促进科技创新,最后通过科技创新最后把科技创新的成果能够更有效转化成现实生产力,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主持人:这就意味着真的要走到基层农业生产当中去,看农民兄弟们到底需要什么,千万不要盲目地搞科技创新。

    张晓山:所以整个创新和推广最终是以农民的需求为导向,这是一个最根本的。

    种业期待更多政策扶持 “第一公里”占领制高点至关重要

    主持人:在本次一号文件内容公布以后,我发现很多的学者和媒体都把目光聚焦在农业科技建设的“第一公里”,也就是种业的发展上。有媒体不完全统计的数据显示,我国超半数的高端种子市场都被外资垄断了,种业乃至农业安全的情况让人真的是有点担忧,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和说法呢?

    张晓山:应该说一号文件提出“科技兴农”,这个判断非常准确,而且国外的科学家讲,谁掌握了种子谁就控制了农业,因为它是最终源头,种子无论是农作物的品种还是畜牧业品种,这是最关键的东西,没有种子不行。但是到目前应该说,刚才你说的情况确实存在,很多跨国公司、大公司,他们旗下的种业公司,垄断了国际市场,这里包括转基因的农作物基因,也包括非转基因的类别,而我们自己种业目前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和他们比起来我们的实力很薄弱。

    像我去年到东北,东北是我们的粮仓,夏天去一看很好的,玉米长得很高的,但一看是玉米早熟的,生长期比较短的品种,是德国的。后来为什么要买别国的种子,他说我们自己的、同一纬度的,同样生长期的这种品种我们还没有,没办法只好买国外的。所以很多情况下,这样买国外的等于不断地要买,不会给你最终的。

    主持人:知识产权是人家的?

    张晓山:就要购买人家的东西,这样我们处于被动受制的,国务院提出来种业发展的政策规定、条例,这次一号文件对种业发展提出了很多具体的举措,关键一要看农民需要什么样的品种,以这个为导向,第二我们必须要掌握核心技术,掌握高科技的,我们好的品种,适合中国农民需要的,中国农业发展需要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这种品种,而且这方面国家应该给予大力的扶持,种子业在培育良种方面具有很大的公益性的,它不是商业兴的东西,因为良种要花很大的工夫,投入很多,在很多时间甚至可能会失败,所以这种投入光靠企业,光靠高效,光靠科研单位自己出力可能行不通,必须要有相应的政策和资金的扶持。“第一公里”、“源头”,我们能不能“占领制高点”,这个问题比较重要。

    主持人:年的一号文件是聚焦水利的建设,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个可以量化具像的指标,但是今年关注的农业科技领域,这方面该用怎样的标准去考量?

    张晓山:应该说去年的水利方面,水利投入,解决水利是“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今年,我想在农业科技这一块,有一个指标比较重要,就是“科技进步率”,虽然现有标准已经从30%多提高到50%多,但是发达国家可能70%;另外一个指标就是农业科研成果的“转化率”,现在每年可能报的,要报奖的,评职称的出了科研成果很多,但是很多科研成果没法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没法用。

    主持人:得与实践相结合?

    张晓山:对,所以科研成果,有的高校、科研单位用来评职称,然后发论文,搞这些,但是最终能不能真正用得上,农民用得上,用得能够出实效,这是很重要的指标,所以这方面应该看到,当然了从投入方面对科研的这部分投入,很多投入直接用于科研这种创新的投入,科研推广投入,而不是用于人头费,这些投入也可以作为指标。

    或者说看你的成果能不能给老百姓解渴,花了这么多钱最后只是报奖,作为学术成就,但是你的学术成就不能用在实际上,不能真正地为中国农业来出力的话,就不是真正的科研。而应该是像袁隆平那样,大家都觉得心服口服,因为他的水稻确实是管用的,而且不光给中国带产量,也给世界带产量,那才是真正的科研。  

     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是供需机制问题 创新平台可改善之

    主持人: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粮食产量连续“八连增”,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5亿吨以上,这说明我国农业生产的增长水平还是十分值得肯定的。但同时,我们在日常的新闻报道当中或者调查当中发现,并不是所有增产都意味着增收。比如像“菜贱伤农、果贵伤农”的情形时有发生,想要解决这样的矛盾,您有什么样的好办法?

    张晓山:应该说中国的农业受到约束,刚才我谈到了一个资源的约束,另外一个就是市场的约束,中国的农民在城市农业生产的时候,他面临的风险是一个自然风险,比如说冰雹、刮风,像最近的干旱都会导致减产甚至颗粒无收。另外一个风险就是市场风险,农民生产出的产品怎么样变成商品,怎么实现自己的价值。从产品到商品是一个惊险的跳跃,跳得不好会有风险。

    现在大宗的粮食的产品,比如说玉米、小麦、稻谷,还有其它棉花等等,这些方面国家有一定的保护价,有一定的最低收购价,今年年初就说今年的粮食收购价要提高多少,给农民一个预期,占这些大头的东西。但是除了这些之外,还有蔬菜、水果、猪肉等等这些,这些的话有时候农民是处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农民不知道到底应该生产多少,也不知道玉米最后生产出来价格会怎么样,从产品到商品的跳跃也会跳跃得不成功,这里面就是小生产、小农户面对大市场,所以小农户面对大市场往往显得很无助,这里边今年卖得好不一定明年卖得好,而且往往对蔬菜、水果、蒜、糖,“蒜你狠”、“豆你玩”、“糖高宗”,苹果等等,这些往往是农民生产的市场性、专业性很强,但是这个卖的时候市场价格波动很大,所以这个问题就意味着我们要建立一个更有效的机制,更有效的平台。也就是说单家独户的小农民没法面对大市场,甚至我们说农民有个基层合作社、协会,就算基层合作社、协会本身农民可能几十户、几百户是大的,在市场里面是沧海一簇,甚至到县里,告诉他们种什么,最后种完之后发现卖不出去,所以我们应该发育出比较完整的,就农民包括农民的合作社、协会,然后到联合社,然后跟比较大的企业,跟我们国家的,比如商务部、供销社的有关部门,以及农产品加工企业,各方面能够协调一致的平台,然后建立各种的产销的关系,现在已经有了农超对接,这样农民就能很好地掌握供给情况怎么样,需求情况怎么样,使供给和需求能够更有效地对接,这样农民能够提前了解该播种什么,预测价格大起大落波动的周期,但这些都是是相对来讲,纯粹的供给和需求正合适,是不可能。但是比如说今年猪肉是12块一斤,明年11块,后年13块,这样的波动允许的,但大起大落显然里面供给和需求的机制有问题,所以这块必须要通过这样体制机制的创新,建立更好的平台,使信息能够对称,使小农户能更好地对接。

     “职业农民”是现代农业发展主力

    主持人:“三农建设”从根本上来讲,是无法脱离农村城镇化的大背景,城镇化的程度日益加强,也就意味着青壮劳动力从农业本身的流出速度会越快,也就意味着“农民”可能会越来越少,这个刚才张老师也提到过,人数的变化,未来农业会不会出现劳动力缺失的现象呢,您怎么看?

    张晓山:我们到很多农村调查,出现一个大的问题,到村里入户调查找不到人,还有一个找不到明白人,到村里想调查生产、成本或者什么,往往是老人或者妇女说“这事我不清楚,你找掌柜的,但掌柜呢?干活去了、打工去了、到城里去了”。所以有人总结“农村三化”,第一,“农村空洞化”,就是房子在那,人没了,然后是“农业兼业化”,就是有人把农业当成副业,还有一个“农民老龄化”,就是说我们现在讲的,去年年底农村工作会议,家宝同志有个讲话,三留守,原来我们讲留守儿童,现在叫留守老人、留守妇女,“三八、六一、九九部队”——三八妇女节、六一儿童节、九九重阳节。

    所以,这种现状实际上也提出一个问题,刚才讲的“科技创新”是怎么种地的问题,现在有了一个更重要的是“谁来种地”。但是中国的粮食八连增,肉禽蛋奶,各方面的水果、蔬菜,这些方面还能保证充足的供给,有的网友说这是数字,可以到市场上看看,市场上可能价格贵一些,但是有钱就能买到,说明农产品还是可以保证的。但如果说没人种地,这些东西怎么出来的,这就是大家感觉矛盾的地方。

    所以,这块我觉得解释这个问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随着农业的发展,农业的物质基础虽然很薄弱,但是这些年有不少的改进,而且农业机械化率提高得很高,农业综合机械化率已经到50%了,过去是百分之二三十。在农业生产中越来越多用资本替代劳动,像当年插队的时候完全靠两只手,体力、人力,面朝黄土背朝天,但是现在靠机械,种靠机械、收靠机械,灌溉也机械化,农民最后在地头拿着口袋等着灌粮食。所以这种情况下,劳动强度大大减少,农业机械化大大提高,是可以解释上述现象与实际矛盾的一个原因,而且,另外一个,农业的社会化服务程度也在大大提高,这就使得仅有一些辅助劳动力也能从事生产,这是一个影响因素。

    另外一个因素,我们不能光看到大量的劳力流失,进城打工等等,依据我个人的判断,中国的农业与农户的构成是大量的小规模兼业农户,和少数的专业的种植、养殖、营销大户并存,这样一种格局。就是我们不能光看到农村剩老人、小孩了,却没看到有一部分专业的种植户、养殖户、营销户正在兴起,我在东部、中部湖北、河南,西部宁夏、甘肃都有看到,专业的种植养殖户,种地有的几百亩地,养鸡几千只鸡,养猪几百头猪,都是成规模的。如果说光看到农业只是妇女、老人、小孩,没看到这样一部分专业户在兴起,这还是不全面的。这次“一号文件”也提出职业农民的概念,而且我们现在讲农业现代化必须呼唤着出现现代农民,也就是职业农民。一部分年富力强的,有文化、懂技术的这部分农民,这部分农民在全国各地还是存在的,虽然人数不是很多,但是我认为他们是未来现代农业发展的主体主力军,是中国先进农业生产力的代表,以后恐怕要靠这部分人。关键是说国家的政策从技术、从资金、从金融方面支持,让他能够在这个环境里,能够稳定、发财致富,能够把农业作为一个真正的朝阳产业,这么努力的话我们的农业发展才可以。

    主持人:我们还看到目前还有一种现象,沿海地区招工难的现象是日趋严重了,而实际上,农业的创新发展,人也是第一主体。有专家认为,未来制造业与农业人才争夺战可能将成为常态,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关于更好地配置人才这方面?

    张晓山:我们讲未来制造业的发展,因为中国目前出现民工荒,也就意味着中国在现在对农民工的要求和农民工对产业的要求,本身还是存在问题的。一个是说现在的产业结构升级换代,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样的话由原来低级的、非熟练工的,赚点加工费的一种产业化必定要升级换代,升级换代对工人的素质要求就更高了。

    另外,我觉得农业未来一部分是大量小规模经营的,另外一方面可能涉及到农业市场化、商品化、专业化的合作。现在很多农民,家里种几亩地,我就种我自己吃就完了,不是为了市场,这样的农户马上就从地里分离,马上进城,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即使城市率达到60%、70%,还有4亿、5亿人在农村,所以中国不可能真正成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那样的农村就住着不多的农民,人都在大城市,中国的国情不会是那样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农村以后肯定有一部分兼业农户还在长期存在;另外有少数的专业农户,真正作为“现代农民”,他的素质恐怕要比工业、产业的要求还更高,因为工业、产业,工人本身就是一个劳动者,他不需要投资,但农民需要投资,需要买化肥、种子,要搞农机。工人本身就是流水线,熟练工种,只不过技术高一点,不需要管理,不需要经营。但农民需要考虑这块地种什么,今年种什么、明年种什么,今年我种50亩这个,明年种多少,然后是转产还是怎么样,本身要决策、要经营、要管理。另外,工人创造保费,今天挣40、挣50,但是农民要有市场风险,有自然风险,所以这样的话真正一个职业农民实际上是一个企业家,真正企业家的素质很多农民不一定能达到。从这个角度,大规模的现代工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和现代农业对劳动力素质要求本身还不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我认为劳动力的供给这方面并不是互相卡住了。  


    征地也可搞“股份制” 让农民共享土地增值收益

    主持人:近年来,我们还看到一个问题,因为涉及到利益与产业的敏感性,受到了各方的广泛关注,就是农民土地产权的问题。我们知道,城镇化必然意味着有一部分土地承包关系遭到变更,在此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保障农民的话语权与知情权,使他们可以分享到城镇化带来的土地升值的利益?

    张晓山:这个问题实际上从多年前就存在这个问题,在农村发展改革当中,“三农”问题的发展焦点,肯定核心是利益问题,实际上讲土地问题当时分成两块,一个是农用土地,农用土地问题,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怎么样能够又是保护农民的农村土地有收益,但同时又能够提高土地生产率,使土地农业产出更好地保障粮食安全,这是农地。

    另外一个问题,从农地转为非农用地,也就涉及到对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也好,农村的农地转为非农用地被征用也好,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种种利益关系,而且这个关系现在成为整个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当中不可回避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涉及到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这种利益格局怎么样调整的问题。而且长期以来,城镇化、工业化加速的同时,往往就是土地的城市化过程。现在《宪法》规定,城市土地是国有,农村土地是农民集体所有,但是在为了公众利益的需要把农村土地征用的时候首先要变成国有的,这样也就是土地整个国有实际上变成城市用地,只要变成城市用地,城市用地又是国家的,必然是国有的,国有的这块越来越多,农民集体所有这块相应要减少。然后在国有的过程中把地拿去了,人不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土地城市化”的进程快于“人口城市化”进程的问题。

    主持人:那没有城市化的人口改怎么办,这是一个问题吧?

    张晓山:对的,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把地拿去的过程中,农地种粮食,种蔬菜、花卉、水果,但毕竟产值有限,要转成非农用地,把地变成商业用地或者工业园区,然后招牌挂,这样土地要支付一部分费用给原来农民的作为补偿,比如拆迁补偿等等。但实际上把所有的补偿,把成本刨去之后,“招牌挂”之后还能有一块大利润。

    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是靠卖地的钱来支持当地的经济发展、城市发展等等。2011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达到2.9万多亿,比预定计划增长213%,长了一倍多数是土地出让金收入,2011年是达到2.3万亿,这部分是卖地的收入,就是卖农民的地。而现在对农民补偿的标准虽然在逐渐提高,但我个人认为补偿实际只是其中一部分,关键问题是要保障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因为他没有地他本身就没有生产资料了,而过去社会保障不健全,农民就靠土地提供一些产出,来做为你生活保障,包括养老。如果这些都没有,我们就要考虑除了给补偿之外,还要要保障农民们未来的生计、未来的发展的问题。

    还有在整个增值收益这块,3.3万亿当中有很大一块最后被政府拿去,然后用于城市,搞大楼、搞量化、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等,但是真正用到农村的基础建设比重非常小。这一块收入当中,能不能让农民合理合法地获得他们应有的份额,使他们有一个长久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来源?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可以不征了,让集体所有土地、集体建设用地也作为一种股份,入股,这样常年能有分红。另外,把这个地拿过去了,建的商品房之后留百分之多少留给农民,除了有住宅,还有铺面等等。所有这些方式的探索都是一个根本的本质举措,再有土地变性,从农地变成非农用地,价值增加,增值收益当中应该给农民合理的分红,使农民有一个长久永续发展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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