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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三问转型之惑

发布时间:2012年04月01日 23:15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中国网络电视台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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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是世界经济和金融形势动荡不安的一年。在欧美债务危机的影响下,全球经济充满诸多不确定性。岁末年初,各方对未来一年经济前景的预测均不乐观。人们期待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能为亚洲各经济体保稳定、谋发展带来启示,形成共识。

       2012年4月1日,中国网络电视台独家专访了春华资本董事长胡祖六博士,围绕着在变革的世界中,中国应该如何推进各项经济改革措施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讨论。

       胡祖六指出,中国已经经过30多年的进行改革,取得很大的成就,但远没有完成。改革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没有灵丹妙药,而当现有政策与已确立的改革目标相悖离之时,现行的政策就应该让位,不能抱残守缺,要勇于打破现有的政策和环境,改革才能够成功。

       应给予民营、私人资本更多市场准入

       记者:我们知道今年在政治背景下,可能求稳成为一个主基调,但是稳定并不意味着停滞不前,那么稳中求进成为我们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如何去推行各项经济改革措施成为这段时间内我们可以期待的事情,据您的观察当下最迫切,需求改革的方面在哪些领域?

       胡祖六:中国已经经过30多年的进行改革,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是这种改革远还没有完成,我们现在还有集约的矛盾,比如说经济发展不平衡,需求结构不合理,对资源环境的破坏太严重,所以有种我们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这些都需要改革,要通过加快,深化我们的各项改革来着手,所以说其实我们的改革是个系统的工程,不是说有一个灵丹妙药,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培育我们的市场化的这么一个环境,包括产权制度,比如说要打破国企对经济的垄断,要建立更加公平一个竞争的环境,要民营经济、私人资本有更多的市场准入,这都涉及到中国能不能有一个非常有效率,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市场经济的根本,所以我认为应该这是我们的改革,这是最需要改革的当务之急。只有这个理顺了,别的很多问题也才能够可以逐步地理顺。

       推进改革转型任务 不能抱残守缺

       记者:这是您的观察,之前我们在采访达拉拉的时候,她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比如说改革和现有的宏观政策和调控措施出现相背离的情况的时候,这种情况出现后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当时我们讨论的是关于银行业的一个情况,特别想知道您对于这个问题有怎样的一个解决之道?

       胡祖六:一般通常来说,改革都是一种中长期的目标,比如我们1978年邓小平向中国要体制改革,要开放,就是把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打破,在中国引进竞争,引进民营资本,引进国际资本,这是一种基本的方向,显然这个目标确立以后,这种改革要跟现成的这种计划经济体制是有很强力的冲突、摩擦甚至一种顽强抵抗。当然现行的法律法规政策就要让位,否则改革就不可能实施。只要你的改革目标是明确的、是正确的、是有必要的,如果跟现行的制度、政策有背离的时候,要打破现有的政策和环境,改革才能够成功。

       比如说一个中国人都很熟悉的例子,很多年中国搞集体化农业,以人民公社来为单位,所以结果中国的农民生活水平一直提不高,农村的贫困现象一直越来越严重,因为集体化、大锅饭,把农民的积极性给压抑了,所以1978年就开始在安徽和四川两个省,就开始让农民能够叫家庭承包责任制,这样一个试验,当初的政策是集体化农业,完全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但如果说我们坚持那种集体化农业,就不可能有这些改革的萌芽,中国就没有今天,所以一定是要如果我们的各级政府和官员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应该辩证唯物主义者、历史唯物主义者,一起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包括我们的政策跟制度,如果束缚经济的发展,那就应该淘汰、应该变革、应该让位,而不是说抱残守缺,以一种过时的意识形态为借口来抱残守缺,这样的结果就是延误我们改革的大好时机,就是中国具有这种巨大的潜能,经济增长的潜能不能够发挥,中国人民这种固有的、创意的能力和能量得不到释放,那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只有通过改革,改革当然带来一些风险,带来一些不确定性,但是如果不改革,对中长期的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所以改革与发展是硬道理。

       应该修改《预算法》 允许地方政府有赤字

       记者:像我们这期的主题叫做经济是选择的科学,现在大家也对这个政策信息面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了财政与货币政策上,结合刚才您说到了改革,为了将来经济更顺利地运行或者社会发展更好以外,您认为在这两方面,财政与货币政策这个信息面上,您比较期待有哪些的改进或者是推进?

       胡祖六:其实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主要的工具,过去几十年我们也在不断地改革,比如说1993年的财税改革,通过引进增值税,引进地方,而且说中央和地方政府产生关系,而且有很大的突破,那种改革是非常非常成功的。但问题是,随着时间一转眼快20年了,当初改革的成果要不要得到巩固,尤其中国的这个经济环境,国际经济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财政体制改革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有很多比如说税制,过去是以增值税为主,现在像个人所得税越来越重要,但是个人所得税的这个边际税率要不要降低,要不要偿付于民,现在是政府收税收太多,但是反而民间大部分的收入和财富都转移到政府,这是个问题。另外就是地方政府,我们的《预算法》明文规定,地方政府不能够搞赤字财政,不能够借债,但事实是地方政府通过各种名目的融资平台去借债,反而导致很多不透明、很多风险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应该修改《预算法》,应该让地方政府可以搞赤字,也可以发债,但是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这样能够问责,这样也更有效率,也能够避免一些潜在的金融风险,等等这些都是未来财政改革需要的。

       胡祖六:关于货币政策的话,我们通过存款准备金率,通过利率这些已经做了很多的改革,但近几年来我们的宏观调控又开始回归,靠过去的数量控制,比如说计划信贷指标。其实1998年,那时候我们中国政府就已经明确地宣布我们不再搞这种信贷指标,那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我们是更多靠间接的调控,通过利率、通过市场的方式来引导,利率的自由化非常有必要,而且中国已经具备这个条件,不要再耽误时机,当然利率自由化以后,资本账户、汇率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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