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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瑞琳:真正提升民族思考力和创造力的还是阅读

发布时间:2012年04月28日 14:37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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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瑞琳  出版人,毕业于山东大学,曾任山东画报出版社副总编辑、《老照片》主编。2003年10月进入广西师大出版社,现为广西师大出版社总编辑、《温故》杂志主编。

  2011年底,在《南方人物周刊》年度魅力人物颁奖会上,获奖的刘瑞琳站在台上,等待着屏幕上将要出现的评语。她已经知道,会有一个词被用来形容自己。当“坚守”这个词出现的时候,她发现自己猜错了,她原本以为是“理想”。

  从2010年开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贝贝特公司出版的图书,会被打上“理想国”的字样——北京万圣书园老板刘苏理曾对刘瑞琳说过,把许多书放在一块儿,北京贝贝特的书一眼就能认出来。“理想国”的字样打出来后,识别度更为明显。

  那天颁奖,让她最有感触的是颁奖词中的一句:“刘瑞琳和她的团队是中国所有爱书人的好朋友”,她觉得这是给予她的至高荣誉。让她高兴的是,当天与她一同获得致敬的,还包括“理想国”的两位作者:木心和林青霞。木心的所有著作和林青霞的第一本书都交给了刘瑞琳。

  也是在2011年,《新周刊》将新锐榜的年度品牌颁给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理想国”,获奖的年度图书《辛亥:摇晃的中国》也是“理想国”;获选《新京报》年度图书的《资中筠自选集》,仍然属于“理想国”系列。在全国各地,“理想国”组织的沙龙成了知识分子和文艺青年聚集的重要阵地。

  “理想国”的作者群

  2002年底,山东画报社编辑刘瑞琳给陈丹青做了一本书——《多余的素材》。在新书发布会上,有媒体问陈丹青:以后还会出什么书?在哪出?陈丹青说,这个刘瑞琳就是我的出版社,以后我的书都会交给她。

  刘瑞琳当时听到这话的第一感觉是:吓坏了。“我挺紧张的,想着,那我就不能换地方了吗,换了地方他要把书给我怎么办?”刘瑞琳问陈丹青:陈老师,真不好意思,您那么说是什么意思啊?陈丹青说,你是个好编辑,特别敏锐果断,有剑及履及的作风。“他说的‘剑及履及’这4个字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他说,在国外都是认人的,机构不可靠。”

  2005年1月,陈丹青的《退步集》在北京贝贝特出版,畅销至今。这本书对北京贝贝特公司起了决定性作用。“从此我们就知道,哦,做一个活着的作者是不一样的,这时候才有真正的营销。”

  如今提到“理想国”,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拥有以陈丹青等为核心的作者群。

  刘瑞琳认为,在“理想国”与它的作者之间,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敬重。这种敬重来自双方对文化、对品质、对专业性所持的共同态度。所以,才会有了陈丹青引荐木心先生,梁文道推举骆以军,而白先勇、董桥、蒋勋在林青霞面前力荐“理想国”的故事。“来自作者的信任是无价的。”刘瑞琳说。

  在与同行的竞争中,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资本。比如汉学家史景迁的著作,许多出版社在竞争,“我们的报价不是最高的,但史景迁最终选择了我们,是因为他咨询他的学生兼朋友郑培凯,郑教授一口回应:‘当然是广西师大社。’这句话起了临门一脚的关键作用。”

  当然,更多的是想进入“理想国”而没有成功的例子。有些令其他出版商争破头皮都想得到的金牌作者,主动找到刘瑞琳,却被她婉拒了。“我没办法给一个价值观不同的人费力气做图书营销。”

  有些出版社的做法是,设想某个畅销的概念,找作者写一本书,或者替某个人攒一本书。刘瑞琳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我不会去帮别人攒一本书。真正好的书都不是攒出来,也不是编辑弄出来的。真正的好书一定是作者用心写的。那么多名人的书,能留下来?我看大都留不下。”刘瑞琳认为,并不排除这样的书也卖得很好,但那是忽悠读者的结果。“那份钱我不挣,我心安理得,不觉得遗憾。”

  南方的一个图书活动,刘瑞琳去了,现场有个游戏环节,一边是毕淑敏、马家辉、张鸣和一位畅销书作家,一边坐着出版人。作者谈自己的写作计划,让出版人去挑选。刘瑞琳在现场就说:“那3位的书我都可以考虑,但×××(指畅销书作家)的书我绝不会考虑,因为他不是我要做的,也不是我的长处,我不会碰。”

  她希望出韩寒的书,不过她知道很多人在抢,也就没怎么联系。“现在不管什么书,只要能卖,都有一堆人抢。出版是个名利场,你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都能看出你的内在追求,遮都遮不住。一方面你想做个公共知识分子,或者你想讨好大众,骂了某个名人,但另一方面你又忍不住,为了挣钱给你讨厌的人出书。因为钱的诱惑,很容易突破底线。”

  出版的意义

  仍然是在某次图书活动上,主办方将来宾所在机构分为“民营”和“国营”。让刘瑞琳感到惊讶的是,北京贝贝特被放在“民营”的第一位。“实际上,我们是国营,我也没有股份。所以,别人觉得我用这样的劲头干事情特别傻。”

  在刘瑞琳眼中,出版社的经济效益很重要,没有持续的赢利能力,理想就无从谈起,但她不会把赚钱作为最重要的目的。她认为自己从事的行业应该对社会负起责任。

  在山东大学读完硕士之后,她留在了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成立后,她成为其中一员。当时的两位领导对她影响很大,一位是冯克力(《老照片》的主编),一位是汪家明。“他们虽然在地方上,但都特别喜欢读书,希望做点好书,跟很多地方出版社挣点小钱不一样。所以,人的心气儿决定了他最终能走多远。”

  广西师大出版社原来主要靠做教辅赚钱,不甘于偏安一隅,在北京成立了贝贝特公司,希望能做些事情。2003年,北京贝贝特公司前总编辞职,有人推荐了刘瑞琳。

  对于刘瑞琳而言,这里最吸引她的一点是,允许她按照自己的想法经营,有很大的自由度和施展空间。如果去民营公司,“没有出版权太难受了。要买书号,今天用山西的,明天用广东的,后天再用延边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树谁的品牌啊?”老牌出版社呢?“国有老出版社的毛病,还是官本位那种方式,大家和稀泥,扯皮,玩权术,打太极,我一天都受不了。”

  刘瑞琳曾经把北京贝贝特的模式概括为“兼具体制内的稳定性与体制外的灵活性”,但没有合适的人,这些都是废话。所以她对出版业轰轰烈烈的改制与上市也报以同样的冷静:事情是由人做出来的,而不是由体制做出来的。做出版的,不把精力放在出版上,整天想资本运作,其实到头来都是行政操作。种种为了上市不顾出版规律、市场规律的操作更是对出版本业的伤害。

  “体制一定会变,不得不变,但在这种变化中,是否会有延续和坚持的东西?”刘瑞琳说,她不喜欢“产业化”这个词到处滥用。当一切都在讲产业化,文化也被列入此中时,文化的独立价值就难以得到重视,“害处是无穷的”。

  刘瑞琳相信文化是有规律的。她喜欢循序渐进而不是大跃进。有的出版社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今年做100种,明年200种,后年就做400种,每年翻番。她不相信这样能出好东西。十多年来,她的队伍就那么大,图书品种就那么多,从来没超过150种。但是图书码洋已经从刚来时的2300万做到了1.5亿。

  被遗忘的阅读

  “我得了这么多奖,是因为这个社会出问题了,标准太低了,你只是认认真真做一件事,他们就会说你是这个行业的楷模。比如说,我这个人很老实,没有偷东西,只是这样而已,别人就把你当成了一个人物。”这是刘瑞琳对自己频频获奖的调侃。

  她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怎么评价自己,却很在意大家怎么对待“阅读”,所以她难过地发现,阅读在很多人眼中已经显得无足轻重了。

  有次大学同学聚会,同学都不知道刘瑞琳现在做什么。她说自己给别人出书。同学觉得有什么好做的,给两万块钱,谁都可以出书。因为忙,她很少管女儿,同学就跟她女儿说,以后不要做你妈那种工作,有什么意义吗?

  很多人已经忘掉了阅读的意义,这让她很感叹。1982年她上大学时,人们对阅读充满了敬畏,那时书少,买书都要排队。现在她发现,同学们基本不读书不买书了,“真正有阅读习惯的非常少。有些人虽然也用书,但那是因为工作需要,那不叫阅读。”

  刘瑞琳感到忧虑,“真正有阅读习惯,思考一些问题,严肃对待生命的人,还是少。”纵然悲观,她还是相信行动,认为通过努力能够将事情改变,“这就是我的个性,从小就是这样。”

  夹缝里的生存

  人物周刊:你们靠什么吸引作者,版税吗?

  刘瑞琳:比起一些大型出版社和民营机构,我们的资金力量并不雄厚,只能依靠我们团队的力量和专业化的操作。现在中国的出版行业现在看起来很市场化,很有竞争意识,但离真正的市场化还差得很远。最重要的是一些原则和操守的缺失,是不职业化,不专业化。也的确听说过有人拿着高版税去抢作者、抢资源,但是抢来以后又能怎样?如果因钱结缘,出版社的心态和作者的状态都不好受,也不一定有好结果,更不长久。以为有钱就可以买来文化,就可以做好跟文化相关的事情,这本身就是对文化的误读和不敬。

  人物周刊:有没有人出大价钱让你们出书?

  刘瑞林:有,但我们拒绝了。内心原则最重要。有人会说,你跟那些书商比,他们是用文化来挣钱,你是在做文化的过程中赚了钱。现在有多少人认可文化独立的价值?很多都是把文化当手段当工具,所以才会有“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都这样的话,那就完蛋了。

  人物周刊:现在出的书越来越多,看书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你怎么看中国人的阅读现状?

  刘瑞琳:如今大家不怎么读书了,或者说,大家都上网了,有很多替代。但我觉得,阅读给社会带来的东西,不是其他媒介形式能够代替的。我相信,经济好了以后,相当多的人会意识到阅读的力量和作用。

  去年我参加了亚布力论坛,听说他们过去谈的都是很具体的企业怎么经营的问题,但现在开始谈文化问题,包括任志强他们,开始弄一些读书活动。我觉得,当初期积累到了一定层次,大家开始想问题了,懂得很多东西不是拿钱买来的。这个民族其实还是需要审美力和思考力的。真正提升民族思考力和影响力的,还是阅读。阅读对人思维能力和心灵感受的提升,是其他东西代替不了的。其他只是浏览信息,感官愉悦。

  人物周刊:中国什么都贵,就是书便宜,这是什么原因?

  刘瑞琳:这几年物价涨得厉害,书大概是涨价最慢的。如果用书价跟其他商品的物价相比,大陆的书价的确便宜。书价不涨,但出版社各方面成本都在提高,靠出书卖书生存很难。单纯靠读者市场靠书店卖书生存的出版社、书店很少。很多国有出版社之所以还生存得不错,是因为他们会有各种政府补贴,有各种行政垄断资源,比如卖书号。

  即使这样还经常有人抱怨说,书太贵,这原因很复杂。一个没有阅读习惯的人,一个不爱读书的人,也许会觉得在买书上花钱就是浪费。形而上没有消费,或低俗消费,形而下消费和浪费过度,这是普遍的社会现象。现在几个卖书的网站,都是一副你低我比你还低的架势,看谁撑得住,完全是你死我活的争夺方式,读者对书价的预期越来越低,你没法怨读者,只能说我们自己没有秩序,没有规矩。

  这个行业问题太多了。管理部门管不到点,管不到位。关乎行业存亡的事情没人管,另一些方面又管得太多。

  另外,书价便宜还是贵,本身也是很复杂的,出版行业自身也没有调整好。出版定价一般都是看印制成本,不考虑内容,这是非常落后的办法。严肃作家的创作与跟风拼凑攒出来的书,定价一样,这是对文化没有尊重,没有给创造力相应的价值。我希望将来有所改变。

  人物周刊:审查没通过而没有出版的书多吗?

  刘瑞琳:很多。送上去没通过,最后你知道它不通过就不出了呗。我们的被关注度挺高,因为现在你越来越有影响,就觉得你敏感。中国的国情就是你影响越大就越敏感。有些书你也不想给出版社惹麻烦,不能出就不出吧。有时候也会去争取,但大环境很难改变。

  人物周刊:会不会打擦边球?

  刘瑞琳:我们不会有意识打擦边球,我做的时候可能是拿不准,退一点或者进一步,都要掂量。但是边在哪儿?我根本不知道边在哪儿,很模糊。

  人物周刊:你所向往的独立文化是怎样的?

  刘瑞琳:独立的文化是有普遍性意义,能体现人性里美好的东西和文明的进步。我还是觉得出版挺难的。有些人问我出版的经验,体会最深的那些感受没法说,因为这个行业就是个畸形的行业,我们尽量做得纯粹、地道,尽量体现出版的本质,这好难啊,你要花很多时间去周旋,去做其实没有价值的事情,反复改啊抠啊,怕得罪了什么,有些话要变着法子去说。

  时间长了,民族就没有思考力了,中国都经济大国了,要搞文化软实力,但文化哪是呼之就出来的啊?不是一个人有钱了,就去搞个基地,重复的老掉牙的东西,没什么意义。包括现在说的文化体制改革。有人就说,文化是改不出来的,关键是你要给它一块空地,让它自己生长,它就成长起来了,这才是真的文化。我们怎么办?只能认认真真做一点具体而微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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