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异地候车，愁上眉头，是对家乡的思念，还是对城市的留恋？肖雄 摄

　　深圳在闪耀着打工梦的同时，也载着外来工的乡愁。走了还会不会来？这需要城市给出答案。鲁力 摄

　　回家的农民兄弟 年后你还回不回来？

　　●对年轻的外来工来说，“深圳”的光环正在逐渐淡去，“内迁”成为他们的发展趋势。

　　●在深打拼数年的外来工，许多人并没有爱上这里的霓虹灯，都市里找不到当初梦想。

　　伴随着铁轨枕木的鸣响和公路车流的湍行，大批外来务工人员离开深圳，踏上返乡归途。随之远行的不仅是一腔浓得化不开的乡愁、一叠厚实的积蓄和一肚子的打工故事，还有使这个城市丰盈且充实的劳动力。在这座非户籍人口远远多于户籍人口的城市，正是这些如候鸟般来去的人们转动着工厂的机器、维持着商业的秩序、搭建着城市的钢筋骨骼。

　　当家乡变得越来越好时，深圳是否依然是外来务工者的选择，又是否能成为他们的第二个家乡？“你过完年还回深圳打工吗？”近日，记者来到返乡候车人群的聚集之地，就这一问题采访了多位外来务工者。除了待遇、工厂效益、亲人等传统的决定性因素外，代际差异亦对深圳外来工影响颇大。

　　对来深打工数年仍未扎根的人而言，深圳令他们留恋却难以融入。对年轻的外来工来说，“深圳”的光环正在逐渐淡去。一线务工者“老龄化”似成趋势。

　　长者的留恋：

　　“此身安处是吾乡”

　　少小离家，乡音无改，漂泊异乡的他们却发现，故土变作异乡，深圳却显得熟悉和亲近。在接受记者采访的30位外来务工者中，有8位表示比起家乡，自己更喜欢在深圳生活，而这8位外来工年龄均在35岁以上。

　　“深圳相当好，是祖国最美的地方”，下午3点，建筑工人闫青坐在火车站广场的花坛边，眯眼望着远处的高楼。他等候的L134次火车夜里才出发，提起即将到来的28小时车程，他又压了压蛇皮袋里的面包。

　　闫青是陕西汉中人，今年54岁，在大鹏新区一家建筑公司打混凝土，每小时工钱10元，一天可以做上12小时。“年轻人想做轻巧的、技术含量高的工作”，他说，身边工友都是40岁到60岁的人，很能吃苦，拉砖灰砂土、清理建筑垃圾，样样都来得，饿了就下碗面或吃个馒头，“有吃有住就很满足了”。

　　“我就是流落天涯的人”，他笑着说，来深圳已经十几年了，有一技之长的人慢慢扎根，而只有初中文化的自己“仍靠力气吃饭”。欣慰的是，远在家乡的儿子很争气，念完研究生还娶得佳偶。闫青松了口气，可他回家没几个月就又要来深圳了。“跟他们吃不到一起，说不到一起”，离家太久，儿子一家，连同家乡汉中，在他眼里竟如此陌生。

　　父子间的拉锯战持续多时，闫青希望儿子来深圳发展，儿子的顾虑是深圳人生地不熟，不像在老家有人照应，遂希望他回去养老，可他坚持留下：“我喜欢深圳，打工从谋生变成了兴趣”。他相信自己的身体再做三五年都不成问题，“挣钱太难，手脚和脑子健康，就别怕吃苦”，他常这么跟工友说。

　　在闫青看来，身边的工友“不愿离开深圳的人占了多数”。一则因为家乡的工作机会更少，特别是对他这样的大龄工人而言。他所在的县城，离乡打工者占了七成。二则因为缺乏其他技能。与他一个工程队的建筑工人，有许多是已离开田耕多年的农民，在城里无依无靠，只能跟紧一个工地班头，让儿女也有机会接自己的班。

　　“想回去的早就回去了，不回去的早就不想回去了”，47岁的重庆籍务工者申先生说，自己做着泥水匠这份散工，但年后仍然会回来，因为深圳有令他留下去的理由。即便自己只是租住在原特区外拥挤的城中村。他向记者描述了他眼中的深圳：“政府比较公开，事情做得比较公平，人也讲道理，城中村的物价并不比家乡高。”

　　年轻人的“内迁”：一线岗位日趋“老龄化”

　　而对于成长环境较为优越的年轻人来说，深圳这块奋斗之地并不像父辈所说的那么光鲜，从底层开始做起也并不是唯一的道路。

　　“我们那个地方的年轻人，十有八九不愿意到深圳来了”，45岁的四川绵阳籍服装制造工人老陈说，“20多岁的年轻人，父母谁会放心让他们一个人来？再说，毕业后也能在离家近的地方找到工作”，深圳不再是家乡“80后”、“90后”打工的首选。他所在的工厂，用工缺口有三成左右。

　　“从火车站的人流量就可以看到，这几年来深圳的人少了很多”，吕健说。他今年25岁，高中毕业后从家乡湖南衡阳来到广东，7年间，打工的城市从东莞换到广州，直至深圳。初到深圳时，火车站外全是人，不像现在可以走来走去。目前在一家化工企业跑一线业务的他，准备年后就回深圳办离职手续，下一站是省会长沙。前阵子回家与同学相聚后，他感觉“家乡机会多，同学也多”，“归根结底，谁都不想离家太远了”。

　　丁力出生于1991年，籍贯湖北荆州，16岁就来深打工的他已经换了5份工作，如今他在宝安福永的一家电子加工工厂当业务员。还没到放假的时候，丁力是请假回的家。他用一个词描述自己的发展趋势：“内迁”，这次“内迁”将在两年内完成。

　　“武汉、重庆都可以，那边的情况我都了解过，收入虽然有悬殊，但是消费也有悬殊嘛”，他坦言自己受不了每天加班，如果能够进入待遇较好的大工厂，也许不会频繁跳槽。但无论如何，深圳并不是他的久居之地。

　　对于在宝安一家鞋厂工作的彭敏来说，鞋厂简直就是“大龄工人的天下”。而装潢工人尹志亦观察到，加入装潢业一线工行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因为这行“太累，工资又低”。身边的工友们年纪都在30岁以上，而且一大半都是广东人。

　　去留之间：最痛心“孩子说‘那个好像是爸爸’”

　　深圳在闪耀着打工梦的同时，也载着外来工的乡愁。是去是留，面对亲人的思念，或许已有了最终答案。

　　电子厂工人吴兴带着给儿子的“半个礼物”，坐在轻便的行李箱上。这“半个礼物”，是一个很酷的黑色电脑包。提及等候在四川老家的妻儿，他嘴角漾起微笑：“连续12年没回家过除夕，儿子也已经12岁了。”

　　去年年初，他们父子有个约定，要是儿子期末考试达到语文90分、数学95分，爸爸就奖励一个笔记本电脑。几天前吴兴接到儿子电话：“我拿到了成绩单，但要等你回家再揭晓秘密。”吴兴觉得好笑之余，心里也充满“做游戏般的慌张”。来火车站前，他买下了这个品牌电脑包，如果回家后看到儿子成绩达标，就去老家镇里的商场“提”一台电脑送他。

　　与亲人一年才相聚一次，他没有一天不在思念他们，买电脑也难以弥补欠儿子的一份慈爱，“可是我在深圳已经生活习惯了，回家面临另一种工作能否适应？”吴兴坦言心中的矛盾与痛苦。他把电脑包背在身上小心看管，边说话边轻轻掸掉包上的飞絮。

　　钟表厂磨房工人周勇扛着高及腰间的电磁炉，进入火车站候车厅，包装箱上还捆着一个不锈钢盆。“盆是买炉的时候送的”，他说，自己对着水管就可以洗脸，还是把盆带回去给家人用。手边的一个蛇皮袋拉链已经坏掉，用针线缝得密密实实，“里面装着给小儿子的广东特产，他今年就高考了”。

　　2000年周勇离开四川老家时，孩子只有4岁。其后他有5年未曾回家，“一个月赚七八百，为了攒钱给儿子读书，我不回去”。总算盼着能回家了，眉目已经长开的儿子站在门口远远望着他，对奶奶说：“那个好像是爸爸。”这一幕至今是他心里的一根刺。

　　回老家去，成为周勇一直在打算的事情，然而与家人团聚并不容易，他得再攒一些钱，“至少得够儿子读书”。今年一整年，老板欠了他7000多元的工钱，为了让他们返工上班，12月的工资也扣着1000元不发。“再忍忍，把工钱讨回来”，他说。

　　梦想渐逝：“深圳不是我的家”

　　对在深打拼数年的外来工而言，许多人并没有爱上深圳的霓虹灯。深圳不是他们想象的黄金天堂，都市里没有当初他们的梦想。

　　“我不回来了，不想在这里打工了。”守着一人高的麻布口袋，泥水工人邓林去意已定。为了错开出行高峰，他中午12点就来到车站，等候凌晨3点的L92次列车，返回家乡重庆忠县。“我在重庆做过泥水工，工资和深圳差不多”，他决定回家再寻出路。

　　邓林来深圳的4年间，工资涨了两次，房租也涨了三次。他以做散工为生，遇上活计多的时候，月收入能达到4000多元。一家三口住在横岗一间10平米的房子里，妻子买菜都选特价菜和打折菜，两三天才有一顿肉菜，一不留神在餐桌上花费过千元，两口子就心疼不已。起初“试一试、闯一闯”的兴头慢慢淡去。

　　最终让他返乡的理由是孩子和母亲。他的妈妈已年过八十，山长水远不便照料。而他的孩子也到了读小学的年纪，夫妇俩对于把孩子送进深圳公立学校缺乏信心，深圳民办学校、私立学校的教学质量也“不如老家”。孩子们“在深圳功课很好，回老家就不行”的情况已被他的同乡们多次验证，等孩子读完幼儿园就举家返乡，是许多人选择的道路。

　　在宝安西乡一家珠宝首饰盒厂上班的潘凤英，也许会成为家庭成员中最后一个离开深圳的人。6年前为了挣钱养家，她的家人陆续从湖南株洲来到深圳，包括她的丈夫、大哥、大嫂、二哥、二嫂，娘家哥哥、嫂子，侄子、侄女、外甥和外甥女在内，如今他们已陆续回家。

　　身边的亲人越来越少，工厂里的工友也越来越少。潘凤英所在的工厂，高峰时一线流水工人有800多名，但今年吃年夜饭的工人只有200多名，即使算上提前回家的几十个人，也与昔日盛况相去甚远。而她所在的生产线，原来有30多个人，现在也只有10来个了。

　　在潘凤英看来，工厂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老板经常裁掉老员工；与此同时，招新员工却越来越难。今年回家前，厂里扣了她3000多块钱——这是她近两个月的工资——还告诉回家过年的员工，每介绍一个老乡或朋友来厂里，就能得到几百元奖励。

　　潘凤英的丈夫去年去了江西一家工厂。“那里有车接送上下班，每天只用工作8小时，而且，在深圳能挣3000块，到那边能挣4000块。”而老家湖南株洲也有一批工厂出现，待遇与江西这间工厂类似。

　　家人中在深圳“混”得最好的要属潘家大哥，已经做到了工厂主管，去年月工资升到了6000元，可他年后也不再回深圳：“老了，不想那么累。”他小有积蓄，前几天从深圳开车回家，为儿子拉回一车新婚家具——彩电、微波炉、电磁炉……应有尽有。株洲毕竟才是家——说起家乡正在建的新房，潘凤英满脸幸福。“新房建好后，把建房的债还清，我就准备回老家了，做点生意，不用那么辛苦。”

　　延后发放年终奖留不住回家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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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关正是零售业的销售旺季，可是一批一线销售人员返乡，也为这一行业带来不小冲击。深圳某体育用品公司人力资源部招聘专员张女士告诉记者，该公司的一线销售人员缺口在150人左右，基本上每个店铺都会缺一两个人。零售行业的假期一般按法定节假日3天来计算，远不够外来工回家的漫漫长途。因此，离岗返乡的工人中，“辞职的比请假的多”。

　　为了留住员工，该公司采取年后发放年终奖、准备过年礼物等方式，但对思乡心切的人来讲，这些奖励并不构成吸引力。张女士介绍，对于利润微薄的零售行业来说，以提高薪资、发放更多奖金等措施来留人，并不现实。与高校合作，招聘放寒假的深圳籍学生做兼职，成为补缺办法。由于学生缺乏销售经验，往往成为“看场子”的人，他们的薪酬与普通员工的底薪一致。

　　张女士称，该公司春节后还有一轮“返聘”潮，一些员工从家中归来，仍想回到公司，公司会以他们之前的表现酌情考虑是否接受。在该公司，随着工作年限的累加，底薪、福利、休假时间亦会往上累加。

　　记者走访了深圳服务业和连锁业的多位人力资源部负责人，他们均表示，延后发放年终奖、提高奖金、随工作年限而提高待遇，是普遍采取的留人方法，但这些方式并不能挽留流失的员工。因此，比较成熟的做法是与学校合作，招收实习生和兼职学生，或者以订单方式定向培养学生。

　　深圳某五星级酒店人力资源负责人介绍，目前，他们的一线服务力量的重要来源之一是学校。学生被送往酒店实习，期限较为固定，不用担心辞工等问题。而他们的工资为普通员工的一半到七成。

　　在长期从事农民工权益维护的深圳社工苏媛看来，一线工作的缺工有可能迫使工厂提高工资和待遇，也有可能让工厂越来越多地采取灵活用工方式，例如学生实习和劳务派遣。而后一种可能性令苏媛颇为担心，“灵活用工可能损害工人的利益”。

　　根据苏媛的个案服务经验，年纪较大的工人更有可能选择比较“好进”、辞工容易、结算工资较为及时的工厂，而劳务派遣公司恰恰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从目前劳务派遣的行业状况来看，工人进入工厂后待遇往往很糟糕。在现行的劳动合同法中，劳务派遣这种用工形式缺乏更为详细的规定，对工人维权相当不利。而以实习的方式“半强迫性”要求学生为一线岗位工作，亦存在权益被侵害的可能性。（闫青、邓林、潘凤英、吴兴、周勇、陈司、丁力、尹志、彭敏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