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主题为“革新、责任、合作：亚洲寻求共同发展”，据悉，本届年会设置了一系列以“革新”为主线的议题，涵盖了世界经济、主要经济体和重点领域面临的革新挑战。此外，对世界经济、宏观政策和行业状况的反思和对变革的诉求，也贯穿了本届年会诸多议题，包括“货币政策反思：谨防流动性陷阱”“汽车与社会”“政府与市潮“放松管制：金融业的开放与创新”等。

　　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经济复苏将是一个长期过程的世界经济大背景下，无论从中国、亚洲还是世界角度来看，本届盛会都将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寻求革新、共同发展、实现经济复苏的“策略”发源地，现在让我们一同走进博鳌，发现那些有利创新发展的“博髅声音”。

　　中国由“资源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阻力在哪？

　　4月5日晚，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会员俱乐部活动“经济学家六问”分论坛举行。活动中，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选择他们最关注的中国问题时，不约而同的将目光聚焦在“创新”上。

　　大师发问催生中国“创新力”思考

　　罗纳德·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鼻祖，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向中国企业家提出了他所关心问题：“中国工业革命的速度、规模及成就，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我们发现，与英国18世纪及美国19世纪工业革命相比，中国的工业革命在技术创新上稍逊一筹，这令人有些遗憾和不安。考虑到现代经济越来越多地受到知识的驱动，作为中国企业家，你们认为自己在创新方面有哪些主要困难？”

　　与此同时，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德·菲尔普斯的问题则更具体：“我曾主张亚洲国家应努力推动自身经济中的创新率。这需要逐步提升那些旨在开发新产品和新方式的项目的深度和广度，以期获得广泛接纳。在亚洲商界领袖们的心目中，推动亚洲自主创新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是在政府层面还是资金层面？究竟在何处？”

　　中国企业家直陈我国“创新力”缺乏原因

　　宝钢董事长徐乐江称，今天中国，尽管工业化轰轰烈烈，但是工业化过程中并没有伴随突破性的技术创新，反而带来的是资源的极度消耗和环境的破坏。创新不足是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而体制和机制问题则是影响创新的最大障碍。

　　宝塔石化集团董事局主席、总裁孙珩超也指出：“国家在鼓励支持创新的配套政策还不完整，不全面。特别是人才的引进、使用、保护的软硬环境很有限，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素有“商界思想家”之称的冯仑指出，我国并不缺乏创新型人才。“我们很多民营企业家都有乔布斯的素质，比如冒险、偏执、甚至古怪，做事非常有想象力，很执着，创新能力与乔布斯大同小异”，冯仑表示，“问题的关键是，只有在充分竞争的、鼓励创新的、权益保障的、法制完善的环境中，具有这种能力和素质的企业才能长成苹果。”

　　解决之道：资本和技术双轮驱动“创新力”

　　“在创新之前，首先要要学会聪明的模仿”春华资本董事长胡祖六认为，“英美工业革命两百多年也走了很多弯路，很多成果、经验和技术都被我们拿来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30年来发展得非常好，就是通过模仿。

　　但要想获得可持续的创新能力，就要靠一套体制去保证，而资本机制是其中最重要的层面和环节之一，博鳌亚洲文化传媒董事长昂健书面回答道，“过去30年全世界的高科技产业都出自美国，最重要的原因是资本市场的发现机制。‘硅谷模式’是从风险投资到资本市场一整套体系，是一个撮合科技创新者和科技投资者的机制，这种机制是中国乃至亚洲最需借鉴的。”昂健表示。

　　有形之手博弈无形之手 政府调控市场的边界何在

　　政府与市场的平衡，是经济学界探讨的一个经常性话题。正在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与会嘉宾也将目光投向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中国，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究竟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政府调控市场，边界和底线究竟在哪里？

　　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与会的不少专家和政府官员认为，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政府“有形之手”有助于纠正的市场的自发性、滞后性和盲目性，为经济前行把握方向。同样，“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府效率在基础设施建设、重大民生项目投资等拉动经济增长、制定制度规则上无疑具有天然的优势。

　　“政府完全不管经济显然是不行的，”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每一次金融危机或是经济泡沫破灭之后，都会引发人们的思考，市场是有很多局限与边界的，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政府显然应该扮演相应的角色。

　　春华资本董事长、著名经济学家胡祖六认为，实践证明，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客观上只会加大经济周期上下波动的幅度。尽管宏观调控是政府很重要的功能，但其实现仍应该通过间接的市朝方式来进行。

　　在中国，政府主导下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产能过剩、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问题越来越严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症结。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和干预方式到了该反思和调整的时候。

　　“政府不应该随意的去干预市常”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坐在办公室里的政府官员，怎么可能比企业家更加知道哪个产业该发展，哪个产业不该发展？未来的产业本来就具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该如何选择、如何发展，需要哪些真正的由企业家素质的人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