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莱顿(John Lydon)，也许曾是这个世界上最愤怒的人，此刻在电话的那一头，好像变成了全世界最博爱的男人。

　　PIL 最早成立于1978年，但在1993年曾解散过，2009年，约翰-莱顿以自己的积蓄重建了PIL，即将呈现在中国听众面前的，就是这支新PIL。

　　PIL最早成立于1978年，但在1993年曾解散过，2009年，约翰-莱顿以自己的积蓄重建了PIL，即将呈现在中国听众面前的，就是这支新PIL。

　　并没有人要和约翰-莱顿为敌，但他曾与很多人为敌，所以他现在一再强调：“男人不是我的敌人，女人不是我的敌人，孩子不是我的敌人，我爱所有人！”

　　除了爱人之外，他还开始热爱所有有生命的东西。连“昆虫的细微声响”也能引起他的兴奋——电话里传来他兴致高昂的叫喊：“你好！上海！”这个他从没来过的城市，显然已成为吸引他注意力的巨大昆虫，所有来自上海的讯息都像是对他的“信息素召唤”——3 月 31 日，他将带着自己的乐队 PIL(Public Image Limited)在上海的 Mao Live House 进行他的中国巡演第二站(第一站是前一天的北京愚公移山)。

　　PIL 在中国的知名度，与他多年前所在的那支名震全球的“性手枪”(Sex Pistol)相比显然低了不少。约翰-莱顿曾是“性手枪”的主唱，开启一代朋克风潮，但他本人似乎不想再多提他在“性手枪”时的经历，他的经纪人在和记者约定采访时间的时候，一再提醒：“有两件事情最好不要向他提起，一件是他在‘性手枪’时的经历，另一件则是政治。”

　　前者可能真的来自莱顿本人的授意，采访时，他对有关“性手枪”的问题都意兴阑珊；而后者可能是经纪人担心他太口无遮拦，给来之不易的中国之行惹麻烦——莱顿对政治非但不忌讳，反而热情十足，如果和他聊上政治，那么他是可以忘掉自己的音乐的。

　　本来约好 3月 日一早7点的采访，一推再推，最后敲定在3月15日早上。据说之前他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不知什么原因被激怒，大袖一拂终止了采访，可以想象他那标志性的大眼睛在被激怒之后，应该会瞪得更圆，任凭他说多少次“我爱所有人”，都会令对话者感到震慑。

　　上海是约翰-莱顿中国巡演的第二站。

　　莱顿曾是“性手枪”的主唱，这段经历可能是他身上最为耀眼的标签，但他如今却不愿多谈。

　　朋克之前是嬉皮

　　此次约翰-莱顿的中国之行，带来的乐队是 PIL，这支乐队最早成立于1978年，但在1993年曾解散过。2009年，莱顿以自己的积蓄重建了PIL，即将呈现在中国听众面前的，就是这支新PIL。多年来PIL的成员，除了莱顿自己从来没变过以外，其他的成员都在频繁地变更，可以说莱顿不仅是PIL的创造者，还是它当之无愧的灵魂人物。

　　在PIL之前，莱顿曾是“性手枪”的主唱，这段经历可能是他身上最为耀眼的标签，但他如今却不愿多谈，其中的纠葛，也许要从他最初的生活开始说起。

　　约翰-莱顿1956年出生于一个贫困的爱尔兰工人家庭，他家位于伦敦北部，混居着爱尔兰人、牙买加人、印度人和土耳其人。他们口中的英语显然不是纯正伦敦口音，莱顿小时候就混迹在他们之中，他的英语现在听起来也没有任何伦敦腔。可能他对伦敦腔是有意排斥的，因为那代表着他所厌恶的伦敦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7岁那年，他得了严重的脑膜炎，整整昏迷了一年，7岁之前的记忆完全丧失，而且视力也受到了严重损害。从此以后，他看东西时不得不把眼睛睁得很大，以致不成比例的大眼睛成为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号”，总是给人造成“我很愤怒”的印象。“这可能是我迈向摇滚的第一步吧！”莱顿开玩笑地说。

　　由于家境困顿，莱顿从10岁开始就四处找活干，也正因此，他一生中总是称工人为“我的人民”。在英国步入后工业时代、蓝领工人阶级逐渐缩小的当代，他经常流露出感伤的情绪。“再也没有工人了，没人懂得我的幽默。”

　　过早地踏入社会，造成莱顿的学习成绩一直不好，15岁的时候他被逐出原来的学校。在另一所学校，他结识了席德-维瑟斯(Sid Vicious)，他们俩很快就成了臭味相投的好朋友，并且和一帮年纪比他们大得多的嬉皮士搞在了一起。当时欧洲的嬉皮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也许那时的莱顿只是觉得这很酷：“别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我亲自给席德设计了发型，随后这个发型迅速流行了起来，我觉得一切就是这样开始的 ”

　　朋克风潮

　　作为一个嬉皮士，当然要有自己的穿衣风格。当时这帮伦敦的嬉皮就经常去一个叫“SEX”的标榜嬉皮风格的服装店买衣服，服装店老板的名字是——马尔科姆-麦克拉伦(Malcolm McLaren)和薇薇安-韦斯特伍德(Vivienne Westwood)。

　　当时麦克拉伦刚从美国回来，正有志于创立一支乐队，乐队的名字就以自己的服装店命名：“性手枪”(Sex Pistol)。他纠集了一帮人马，包括吉他手史蒂夫-琼斯(Steve Jones)、贝斯手格伦-马特洛克(Glen Matlock)和鼓手保罗-库克(Paul Cook)，万事俱备，只欠主唱。这时，邋邋遢遢的莱顿走进了麦克拉伦的视线。

　　破烂不堪的衣服、染成橘色的头发、T 恤上还印着平克-弗洛伊德，这个形象实在是太符合麦克拉伦心目中的乐队主唱了！最妙的是，莱顿唱起歌根本就不着调！这种不着边际的演唱方式让所有人耳朵一震，他们还没听过如此“难听”却又如此直接的歌唱。史蒂夫-琼斯看到莱顿的一口烂牙(由于幼时不刷牙，他在20多岁的时候牙齿就都烂了)，就为他取了一个诨名：约翰尼-罗顿(Johnny Rotten)。

　　1975年，“性手枪”乐队算是正式成立了，当时这帮年轻人可能还没意识到他们的音乐将会影响现代西方的整个音乐史。1976年，“性手枪”参加了在伦敦The 100俱乐部举行的音乐节。他们的演出引起了轰动，被认为是朋克运动兴起的标志，The 100俱乐部至今仍被认为是朋克运动的诞生地。

　　“性手枪”的兴起和衰落就像是一颗闪耀的流星，这群年轻人在极短时间内创造了极大的轰动，又因为他们出格的言行引来各方围堵，最后不得不以解散告终。

　　1977年，“性手枪”发行单曲《上帝保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这首作品在英国音乐史上首次向王室开火，把女王忠实的臣民描述成白痴，设计师还在套封里给女王的鼻子加了支安全别针。可以想象，这张唱片四处遭禁。但“性手枪”并不以为意，他们选在女王登基25周年纪念日于泰晤士河的游轮上狂号“上帝保佑女王”，直到警察把他们抓起来。

　　当时莱顿也在游轮上，唯独他没有被抓，多年后他回忆自己为什么没被抓时说：“那个警察跑过来问我： ‘哪个是约翰尼-罗顿？’我指了指前面一个人，于是他就走了 ”

　　1978年，“性手枪”经历了一个多事之秋：麦克拉伦解雇了约翰尼-罗顿；他还拍摄了乐队的自传体纪录片《伟大的摇滚骗术》(The Great Rock N’Roll Swindle)，在影片中他忽视了前贝司手格伦-马特洛克，任意贬低主唱约翰尼-罗顿；麦克拉伦还把前火车抢劫犯罗尼-比格斯(Ronnie Biggs)弄来当主唱；最致命的是贝司手席德-维瑟斯的女友南茜-斯庞根(Nancy SpunGen)被发现死于维瑟斯的寓所，维瑟斯受到谋杀指控，在开庭前的保释期间他吸毒并酗酒，导致死亡。

　　一连串事件导致了“性手枪”的分崩离析，离开“性手枪”的罗顿重新把名字改回莱顿，玩起了自己的“后朋克”。

　　PIL起起落落

　　莱顿在1978年建立了自己的后朋克乐队“PIL”，虽然就话题性而言 PIL 的成就远没有“性手枪”高，但若论音乐本身，PIL却完全是莱顿自己的作品。尤其是乐队1979年的第二张唱片《金属盒子》(Metal Box)，成为后朋克音乐的里程碑式作品，使莱顿第二次登上巅峰。但是在此之后，PIL的音乐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再加上乐队成员的频繁更换，使得PIL并不像一支完整的乐队，倒像是莱顿本人的音乐实验室。

　　说起PIL为什么会在1993年解散，莱顿的矛头直指唱片公司，在2009年PIL归来时，莱顿说：“其实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在莱顿看来，他们一直保持着排练，只是唱片公司不同意给他们出唱片而已。

　　金钱始终是困扰PIL的一个难题，有段时间莱顿不得不去批发转售黄油。他小时候在底层长大，经历了人生的大起之后，此时又跌回谷底。但是他对外界从来都是这样宣称的：“我卖黄油是为了赚PIL的排练费！”而且他似乎也没怎么灰心过，当黄油卖得好的时候，他说：“如果我能把黄油卖得好，那我也能把音乐卖得好！”

　　似乎在他心里，PIL从未解散，事情也正是按照他设想的一步步发展：卖黄油赚到的钱当作PIL的排练费，排练好之后就可以举办巡演，巡演赚到的钱就可以出唱片——这样就能绕开唱片公司这一环。发生在PIL身上的危机，也许是整个唱片行业迈向衰落的一个缩影。

　　过去20年里，莱顿正是通过这样的方法，一步一步使一支已经死亡的乐队重获新生。2009年9月，PIL宣布重建。“我卖黄油赚到的钱现在终于花光了！”莱顿高兴地说。

　　在这之后，PIL开始了在欧洲的巡演，也正如莱顿规划的那样，欧洲巡演带来的经济收益让PIL做出了重组之后的第一张专辑《这就是PIL》(This is PIL)。不知是巧合还是故意，《这就是PIL》推出的日期竟和当年《上帝保佑女王》推出的日期一模一样，同是5月27日。可能这样的日期选择透露了莱顿内心对那段辉煌岁月的回顾，尽管他现在已不愿多谈“性手枪”的陈年往事。

　　专辑的风格依然维持着莱顿早年“不着调”的朋克(他也并不喜欢自己的音乐“着调”)，不喜欢这种风格的人也许很难理解一个辛苦20年的人做出来的专辑竟是这样，但这可能正好验证了莱顿对朋克的深爱。正像他评价“性手枪”时所说：“我并不把它当一个噱头，我只是爱它。”

　　那些不喜欢莱顿音乐的人，可能会觉得他在政治上的激进是为了引起人注意。但很少有人能把对某事的愤怒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下来，比如莱顿对宗教的态度，由此可以证明他的政治态度并不是一时的投机，而是由他的经历、他所习得的知识以及他的思考所共同决定的。

　　如今他和妻子住在阳光明媚的美国加州，这种类似中产阶级的生活看起来很不适合他，他的政治态度也并没有因此而改变。2009年，PIL的巡演来到以色列特拉维夫，当时很多人就指责莱顿言行不一，因为多年来莱顿一直指责以色列政府是右翼纳粹政府，并曾扬言：“如果以色列的土地上不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家，我将继续我的指控。”但是 PIL 甫一成立就为了赚钱去以色列，这很难堵住众口。但莱顿说：“我为人民演奏，我为人类演奏，我不为任何政府演奏。我爱所有的人。我很高兴我能面对两边的人民，让他们同时成为我的听众。我是一个反政府者——反对任何政府，我要在这里大声说出来。”同时他还使了点小诈，他故意选择了歌曲《四堵围墙》(Four Enclosed Walls)，只因歌里有“安拉”一词，在演唱的时候他故意反复吟唱这个词，并让底下的犹太歌迷也跟着唱

　　莱顿强调自己是一个反政府者，同时却又否认自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一再说他爱所有的人，同时他观察他们：“等我到中国的时候，我会好好地观察中国人。我会走进上海最平常的大街小巷，去看看普通的上海人是怎么生活的。”他在电话那头兴奋地说。

　　B=《外滩画报》L=约翰-莱顿(John Lydon)

　　B ：你今年怎么会来中国？

　　L ：我一直想来中国！但以前可能有些原因我来不了，今年突然就可以了！我想我要感谢中国政府

　　B ：现在的音乐世界和你开始做音乐时有什么不一样？

　　L ：我怀念唱片店。先是出现了CD，这我还能勉强忍受——如果做得好的话。现在人们都开始下载了，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没法忍受。

　　B ：你写歌的时候是个什么状态？慢慢写，还是一蹴而就？

　　L ：一张专辑一般几周时间就能搞定吧。我们经常巡回演出，也没多少时间来写歌，感觉对了就写下来。

　　B ：你的歌调子变来变去，很难学。

　　L ：我的歌都是我内心情感的抒发，它们都很直接，每一首歌都代表着一种情绪。只要听就好了，不要学。

　　B ：那你会考虑听众听觉上的愉悦感吗？

　　L ：不会考虑。

　　B ：你也爱听流行音乐吗？

　　L ：我爱所有音乐。好的流行音乐是这样的：它特别天真、特别直接，它有很高贵的情感，形式上却极简。

　　B ：你会保留自己的手稿吗？

　　L ：不会。当一张专辑做好之后，我会把写歌时的草稿统统扔掉。有时我看到别人收藏一些名人的手稿遗物之类的东西， 我就感到特别恶心，觉得这真是变态。

　　B ：年轻的乐队会来找你，请你指点吗？

　　L ：他们有来过，我很坦率地告诉他们：这根本不可能。

　　B ：PIL 最新专辑里的歌好像都是关于英国的，可是你在美国住了大约30年，是因为你思念英国了吗？

　　L ：完全不是，那是个很糟糕的地方。我当初离开是因为警察经常骚扰我。现在那里变了不少，我原来住的那个区变得更加让人难以忍受，它变得像个中产阶级的小区，再也没有工人了，没人懂得我的幽默。

　　B ：那你觉得美国怎么样？

　　L ：在美国没人朝我尖叫，我觉得很自由。美国人并不像他们的政客那样看起来很傻，奥巴马是我看着挺顺眼的一个美国总统。我不和任何人为敌，我爱所有人，我的敌人是政府和各种机构。在美国我见过唯一正确的政治运动就是“占领华尔街”，它没有领导人，这正是它的动人之处。

　　B ：你是无政府主义者？

　　L ：我不相信现实中的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到后来都会变成向警察头盔上扔砖块。甘地式的非暴力不合作是我所奉行的，我也像甘地一样爱所有人。

　　B ：警察一直骚扰你吗？最后一次是在哪里？

　　L ：我记得是有一年阿森纳在温布利球场的比赛，我是阿森纳的球迷，于是我就去了。警察要我老老实实坐在座位上，我就说，我得了痔疮，除非给我一个垫子，不然我就要站着

　　B ：你的婚姻生活看起来很正常，和其他朋克乐手不太一样。

　　L ：可能是我比较幽默吧。有时愤怒会冲昏头脑，但幽默会让我回到正轨。一旦我做了决定，我是会坚守到底的！

　　B ：新唱片里有一句“我们才十几岁”，这是什么意思？

　　L ：这是我们都想要的一件东西。我最讨厌别人对我说：“去做你这个年龄该做的事情吧！”每当听到这些话，我的血液就会像燃烧起来一样！我才不要变老！

　　B ：你现在会看很多书吗，以你眼睛的状况？

　　L ：我以前看很多书，但是这几年看得少了，我的视力越来越差了，连自己的指甲都看不清。

　　B ：那你会坚持写作吗？

　　L ：我一直在写，不管写什么，甚至现在我一边打电话也可以一边写

　　B ：你对宗教的态度还像年轻时那样激进吗？

　　L ：这都什么世纪了，我还看到有些人像中世纪的人一样生活在宗教的控制之下，我就忍不住要站出来说话。

　　B ：没有了宗教这世界还是会有很多问题

　　L ：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愚昧”。我们要不停地学习、向大自然学习。

　　B ：你希望自己将来以怎样的形象被世人记住？

　　L ：一个尊重他人权利的人，一个会为别人的权利受损而挺身而出的人。家里人记住的可能是我很爱大笑。但我太喜欢活着了，我不想死，希望活到 120 岁 我小时候昏迷了这么久，当你从长长的昏迷中醒来的时候，每一秒都是快乐的。

　　B ：你命里最难克服的东西是什么？

　　L ：我的牙齿 小时候我试图学会用牙刷，但是没用。我的牙齿让我吃尽了苦头，我身上的毛病大多是由于牙齿引起的，它花了我很多很多钱。(文/王华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