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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保利原定今天上午拍卖钱锺书先生、杨绛先生的三封私人书信，杨绛先生昨天发表紧急声明，表示反对拍卖。北京保利当天即回应三封信件已撤拍。然而，此前推出“也是集——钱锺书书信手稿”的中贸圣佳拍卖行，至今未见回复。
近年来，名人手稿拍卖大热，今年中国嘉德的春拍上，鲁迅先生的一页手稿就拍出690万元。与此同时，有关名人手稿所有权的争议也逐渐为市场关注。2012年，周作人的长孙曾起诉中国嘉德，就《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的拍卖，要求确认无效，并返还手稿。法院则裁定该案因诉讼主体不对，不予受理。
作品的著作权，期限是在作者逝世后50年，而书信的著作权归属于写信人，著作权本身也可以继承。因此，无论是钱锺书先生还是杨绛先生的手稿，如未经杨绛先生允许，不可以出版。收信者仅拥有所有权，如果没有获得发信者的同意，不得随意公开信件。
但从拍卖法的角度，却有另外一个视角:委托人只要拥有标的所有权(处分权)即可委托拍卖，拍卖人拍卖前必须发布拍卖公告、并按拍卖法第48条规定进行标的展示，这是法律规定并且必须进行的，是法定行为。这跟委托人有无著作权、是否与拍卖人约定没有关系。而且，拍卖企业在预展中没有必要对信件的内容做出完全解读，只要是按照拍卖法的规定展示拍卖标的、并提供相应的条件与资料(包括印制图录)就可以了。但法律并未做出展示到什么程度的规定，这里存在着一个法律“真空”领域。
近年来，各大拍卖行在手稿拍卖中可谓动足了脑筋，从开研讨会到出版专著进行研究。但当著作权人对于拍卖出现异议的时候，这种研讨是否违反了著作权法，也成一个业界关注的焦点。对于此次北京保利的撤拍，业内更多地看作是企业的一种自愿行为。
虽然，杨绛先生一再呼吁司法机关、行政部门、行业协会等切实履行法律职责。但只要名人书信不属于国家禁止拍卖的文物，《拍卖法》便无法限制，若委托人和拍卖公司执意拍卖，即便著作权所有者反对，恐怕依然可以拍卖成功。如果此次发布紧急声明的不是杨绛先生，北京保利是否会撤拍，恐怕是个未知数。
手稿所具有的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有目共睹，通过拍卖，不仅可以充分展现手稿的商业价值，更重要的是，还可给研究人员提供极为宝贵的第一手材料，给公众一个了解历史的渠道。但拍卖手稿首先还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毕竟，手稿的研究价值再大，其交易范围也应该受到法律约束，不能侵害当事人的权利。（相关报道见A12·文娱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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