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划出来的28.78平方公里，不仅意味着一个“特区中的特区”的设立，更意味着一个以开放促改革的支点的设立。尽管创造财富效应易，创造改革效应难，改革效应依然应该是上海自贸区建设的重中之重。

　　近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已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决定在试验区调整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和事项，具体操作规则将在完成相关法律程序后公布。

　　上海自贸区涵盖原上海市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总面积28.78平方公里。这划出来的28.78平方公里，不仅意味着一个“特区中的特区”的设立，更意味着一个以开放促改革的支点的设立。1979年，正是在南海边划出的一个圈，创造了深圳奇迹，并催生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热潮。上海自贸区将要演绎的，是与当年深圳特区同样的历史逻辑。

　　这也可以从两个细微之处看出来。其一，赋予上海自贸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寄予了突破法律政策难点的含意；其二，冠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之名，暗含了超出地方试点的潜台词。上海自贸区的奠基，实则是为新一轮改革开放奠基。但要将上海自贸区建成“新深圳”起点，最终从这28.78平方公里积累、释放出巨大的改革开放能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按照总体方案，上海自贸区的运行模式一言以蔽之，就是经济开放，行政改革。由于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兑换等金融改革将在区域内一步到位，可以预期区域内将出现资金大量涌入的“虹吸效应”；除口岸单位必要的检验检疫工作外，海关监管方式将大大改进，自贸区有望成为贸易和购物零关税的自由港，将跻身东北亚乃至全球最重要的物流中心。区域内创造的巨大经济效益，还将辐射全国，为其他保税区升级成自贸区提供先行经验。对于这种开放红利，相信没人不欢迎。

　　同时，这种开放也意味着政府行政职能的剧烈转变，意味着行政改革必须跟进。而在这一层面，有可能遭遇巨大阻力。一方面，过去不同监管领域被不同行政部门习惯性地视为“禁脔”，打通监管分割模式后，不同监管部门能否容忍自身“利益”流失，将是严峻考验；另一方面，在过去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下，“闲不住的手”总是习惯于干涉市场自发秩序。今后能否在不需监管的地方收回这只手，也待观察。

　　尤为重要的是，上海自贸区作为试验区，在开放的同时其运行风险水平也势必抬升。比如，由于区域内将试行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开放，并逐步实现可自由兑换等金融创新，因此极有可能吸引区域外的企业和个人进入区域内，进行资本转移、套利等行为，从而导致金融失序。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区域内的改革试验就可能出现动摇。这种情况，在深圳特区早期阶段也曾发生过。

　　是否因为存在风险，就应缩小上海自贸区的开放口径，只做那些可以平稳带来效益的事？答案是否定的。没有改革的跟进，开放带来的财富效应注定将是短期的，甚至是更具风险的。只有改革与开放并行，财富效应才能长期释放，并为全国复制。事实上，此前在其他地区的金改试验，就是出于“风险可控”的考量，而失去了先验意义，无法破题。

　　由此，尽管创造财富效应易，创造改革效应难，改革效应依然应该是上海自贸区建设的重中之重。上海自贸区的先行价值，不能未开工就主动打折。在修订相关法律为上海自贸区扫清运作障碍的同时，还需激发出更多的改革能量。深圳草创之时，秉持的宗旨“杀出一条血路来”，上海自贸区建设，同样需要这种劲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