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上海12月17日电(记者何欣荣、叶锋)17日，上海市政府公布“国资国企改革20条”，对发展混合所有制、加强国资监管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等作出部署。上海国资在地方国资系统中体量最大，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第一家推出改革方案的。专家预计，在“第一枪”的示范效应下，从现在到明年两会，将是各地推出国企改革细则的高峰期。

　　发展混合所有制：改变“一只手压倒一片手”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是三中全会提出的精神，也是此次上海国资改革的重点。

　　其实，地方国企对于混合所有制并不陌生。通过上市，引入多种资本成分，是地方发展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手段。目前，上海国资系统拥有超过60家上市公司，核心国有资产证券化率达到36%。深圳等一些地方的国资证券化率甚至还要高过上海。

　　“新一轮国资改革的关键，不只是提高国资证券化率。而是通过上市和股权多元化，切实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国资改革专家、上海天强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祝善波说。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首先要从股权结构做起。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张晖明指出，在很多上市国有企业，国有股呈绝对控股地位，持股比例达到70%左右。“在这种局面下做决策，别的股东再有异议也没用，因为国有股一只手就可以压倒一片手。”

　　祝善波认为，在大多数竞争性的领域，国有绝对控股其实并不必要，相对控股、参股都是可以的。未来国有股可以通过减持，或是引进新的战略投资者，来实现股权结构的完善。

　　事实上，上海已经迈出了这一步，比如平安信托入主上海家化，弘毅投资参股城投控股，都体现了上海国资对待非公有资本的开放态度。“这样政府就可以从管企业中脱开身来，转为管资产，专注于国有资产的投资回报率。”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王建铆说。

　　回归“企业家精神”：不能既当高官又拿高薪

　　国企改革，最难改的其实是人。公众比较深切的感受是，很多国企领导人更像官员而不是企业家。事实上他们也是有行政级别的：很多中央企业负责人是“副部级”，地方重点国企负责人是“副局级”……

　　国企行政化色彩过浓的弊病，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比如，企业家强调冒险和创新精神，而官员则趋于保守。一个国企负责人，如果在任时不犯大的错误，基本可以舒舒服服干到退休。还有一些国企负责人，一边享受与行政级别挂钩的各种资源，一边还拿着市场化的高薪，公众对此颇有意见。

　　上海此次出台的国资改革意见中，国企“去行政化”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意见明确指出，要推进市场化导向的选人用人和管理机制。具体措施包括“全面推行国企领导人任期制契约化管理”、“合理提高市场化选聘比例，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积极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等等。

　　当然，“去行政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对于国企一把手，短期内全部取消行政级别可能有点难。但可以采取这样的办法：有人不适合干企业，就让他退回政府行政岗位。有的临近退休，退休后再用市场化选聘来招才。总之这个方向一定要坚持。”王建铆认为。

　　张晖明认为，在通过“去行政化”、让国企负责人完成“身份转换”后，建立长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才能提上日程。对此，上海国资改革意见提出，对符合条件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可实施股权激励或激励基金计划。人力资本密集的高新技术和创新企业，可实施科技成果入股、专利奖励等激励方案。与激励如影随形的是约束。意见同时提出，要健全与长效激励相配套的业绩挂钩、财务审计、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等约束机制。

　　建立分类监管：避免公益性国企损害百姓福利

　　在现实中，人们会经常碰到这样的困惑：一家垄断型国有企业，如果亏损了，外界会指责它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如果赚钱了，而且赚得很多，外界又会认为它凭借垄断地位与民争利。

　　这个困惑，实际上是国企功能定位不清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明华指出，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具有垄断性质、本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国企，却存在过度市场化的倾向。“对于这类企业，考核它的指标不应该是赚多少钱，而是能否向公众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为此，上海市提出，要明确国企功能定位并实施分类管理。竞争类国企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功能类国企以完成战略任务或重大专项任务为主要目标，公共服务类国企以确保城市稳定运行、实现社会效益为主要目标，并引入社会评价。

　　显然，实施分类监管后，国企不再是简单地追求“资产保值增值或企业利益最大化”，而是在更高的层面上谋求“百姓福利最大化”。这也是国企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本意。

　　当然，就目前的分类而言，各个类别间的界限不一定那么清楚，这就需要对国有资产布局进行再调整。在完善分类监管之余，上海还提出，将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到2020年不低于30%。上缴收益按产业调整、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保障各三分之一支出。“不能让国企赚了钱成为一小部分人的超额福利，而应该成为全民共享的红利。”王建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