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企业互保链条断裂引发的危机继续蔓延，温州很多企业依然在危机中煎熬。温州本地人对当地目前的经济状况很不乐观，尽管仍有很多实体经济在努力自救等待转机，但也有温州企业家称，预计年前还有一批企业倒闭关门，企业家跑路。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很悲观。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认为，温州经济就算出现再大的危机，基础也会比其他地区好，毕竟有7000多亿元的民间资本支撑。但令人担忧的是，在当地，本该相互依存的企业与银行之间，关系依然十分紧张，两者之间的互信似乎降到了冰点。

　　“影子银行”引发地震

　　2011年，“眼镜大王”胡福林跑路，揭开了企业互保这层神秘的面纱。此后不久，温州老板“跑路风”、企业“倒闭潮”、债务人“跳楼”事件连续发生，由此开启了漫长的危机。温州市政府有关负责人曾表示，温州存在民间资本投资难、企业融资难的两难问题。由于从银行难以贷款，温州中小企业长期高度依赖民间融资，最严重的民间融资扩张发生在2008－2009年的大规模信贷扩张之后、于2010年开始收紧信贷之时，包括银行的表外信贷和民间借贷开始快速增长。据统计，截至2011年6月底，温州民间借贷规模已达到银行信贷总量的20％，即1100亿元左右，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其中。

　　2011年8月开始，温州房价持续下降，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关系发生微妙变化，两者之间的互信开始出现问题。2011年9月底，温州市着手处理温州金融危机问题，政府出面成立了规范民间金融秩序、推进经济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协调、指导民间金融风险和企业关停后的处置工作。建立法院、金融办、经信委、银监联席会议制度，对联络协调小组碰到的疑难复杂问题进行研究协调。2011年10月13日，温州市政府设立了5亿元专项资金，作为企业应急转贷专项资金。温州市财政出台“税费新政17条”，重点是帮扶企业摆脱困境、解决兼并重组中遇到的相关税费问题。然而，温州的企业发展处境，似乎并未因此有所好转。

　　有人把温州危机归结为“借钱实在太容易了”。来得太容易的钱使得很多人开始远离实体经济了，把实体抵押贷来的钱疯狂地投向房地产和矿产当中。据央行温州中心支行此前披露的数据，2011年仅有35％的民间借贷流入实体产业，较2004年逾90％的比例大为下降。其余的贷款或进入房地产行业，或在非正规的金融中介之间流转，局面逐渐失控。

　　2012年12月，温州庄吉集团自曝涉及几十家企业、高达300多亿元的银行担保债务链条，人们才意识到，担保引发的危机已经来了。随着危机加深，原来主要是一些大企业受到影响，接下来，一些中小企业受这场冲击波的影响，很多企业都将面临劫难。调查发现，在担保链中，无论担保资金还是出借资金大部分来自民间借贷，民间借贷的资金大部分都是通过资金中介人从千家万户普通家庭中借来的。据透露，在温州，凡是与高利贷相关的担保行业，几乎全军覆没。

　　奇怪的银企关系

　　随着事态的不断发展，一种看法渐渐浮出水面：正是银行在鼓励企业过度投资，也就是说，银行才是温州危机的始作俑者。目前在温州听到最多的描述是，企业有钱的时候，银行拼命求着你贷款。企业没有担保能力，银行会千方百计地给你撮合互保，甚至帮企业撮合借高利贷。正是银行的这种行为，促成了大量的企业互保。本来一些企业资质不够或者抵押物缺乏，但银行为了把钱贷出去，便找两家资质相对优质的企业凑到一块，劝说其用联保的方式从银行贷款，这样资质差的企业能够贷到款，资质好的企业也能降低融资成本。企业家对银行非常信任，因为银行撮合，企业才同意这种两全其美的联保方式。结果银行把几家互不知底细、资质各异的企业捆绑在一起，导致前途未卜。

　　有企业家这样表示几年前发生的事情：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家出台了4万亿元救市政策，银行有大批贷款需要发放出去，因此各级银行都有放贷任务。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奇怪的现象发生了。原本难以从银行贷到款的企业，这时候反而被银行追着贷款。而一旦出现宏观调控、银根紧缩，银行又拼命地抽贷、限贷、压贷。这导致投资周期较长的企业难以招架。

　　更有企业家指责银行“骗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家向媒体直言，银行为了让企业还贷，甚至会诱劝企业借高利贷把银行的款还上，承诺之后再贷给企业。当企业还贷之后，银行会找各种理由不再贷款或者减少贷款。在面对贷款无望、高利贷又还不上的情况下，企业老板能做的只能是跑路、跳楼、企业倒闭，别无他路。

　　企业家指责银行抽贷将企业逼上绝路，而银行则对抽贷有自己的解释：企业盲目生产、资金用途不明，造成还本付息困难，结果它开始发债、进行民间拆借、发行信托等，最终导致自身负债率远远高过当年银行给它授信时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出于对储户的责任，当然应该收回贷款。

　　也有企业家认为，市场的浮躁也是导致温州危机的重要原因，随着实体经济发展困难，更多的人开始把实体经济作为融资的工具，通过房地产“资本运作”，结果遭遇金融危机被套牢了。

　　温州金融办数据显示，2011年温州GDP和贷款金额的比为1：1.9，远远大于正常的1：1.3。2011年，温州银行的不良率只有0.37％，全国最低；2012年6月就到了2.69％，全国最高；2013年3月更是攀升到4.01％，10月末则达到了4.31％。

　　还有谁需要反思？

　　上月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了利好政策，但温州企业家对此持谨慎态度，这场始料未及的危机，给他们造成的心理阴影远未消失，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希望新的政策能帮助温州走出危机。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非常值得期待。他分析说，在这份具有决定意义的报告中，民营企业家的地位被表述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地位明显得到提升；同时，企业的合法权益也得到了保障，行政干预将会减少，司法独立也更有利于保护民营企业的利益；国有企业垄断地位的打破，为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拓展了更广泛的领域。

　　但许多企业家仍对各地能否贯彻、落实、兑现政策持谨慎观望态度，希望通过三中全会精神提振信心，特别是这些好的政策能落到实处，发展好实体经济。周德文说，温州新任市委书记陈一新深知实体企业的困境和现状，并为此努力奔走，使大家看到希望。　

　　浙江省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黄发静认为，经济发展需要好的政策和好的经济环境，温州要解决目前的问题必须分清主次。黄发静称，温州的金融危机是当前束缚温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因此首先必须解决好担保链问题、债权债务、银企关系等这些核心问题。而目前企业与银行之间的紧张关系，显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在黄发静看来，温州市政府也需要反思，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面对和解决问题，力所能及地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央视网记者 阎海东综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