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这是农耕时代对种业的诗化描绘。2013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亿吨，实现十连增。粮食增产中科技的贡献率为53.5%，其中良种的贡献率达到43%。也就是说，6亿吨粮食中有1.38亿吨来源于良种的推广使用。但是，伴随着我国种业开放，良种知识产权的保护却遇到极大困难。

　　少而不强

　　“与发达国家比，我国种业处于婴儿期。” 这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副主任宋敏对我国种业现状的评价。宋敏是西南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学和日本九州大学农资学双料博士，农业部植物新品种权复审委员会委员，中国知识产权研究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种业知识产权联盟秘书长。

　　婴儿期之说，首先是时间概念。我国于2000年正式放开种子经营，迄今14年。国际知名的美国孟山都公司诞生于1901年，迄今已逾百年。　

　　事实上，年份只是看得见的差距，看不见的差距更惊人，最为突出的就是知识产权数量。

　　据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的数据，2009年末，我国有效品种权2762件，占UPOV总数的3.18％，只相当于美国的15.41％；甚至远远落后于荷兰，不到荷兰总数的六成。我国种业企业专利数量同样很低，截至2010年，我国种业企业申请专利数292件，其中发明专利75件。而同期美国孟山都公司在全球授权专利30831件，美国先锋国际专利8348件，瑞士先正达国际专利17479件。宋敏介绍，我国种业公司没有自主知识产权者不在少数。

　　在为数不多的种业知识产权中，质量不高问题也很突出。

　　上市公司神农大丰以经营杂交水稻为主业，其收入占比高达九成；与之相似的还有隆平高科、荃银高科，杂交稻是主要利润来源。另外两家上市种业公司登海种业、辉煌种业，都是以玉米为主打。他们基本代表了我国种业企业的特征，即品种权申请主要集中在玉米、水稻、小麦、棉花等大田农作物，作为收益更高的花卉、蔬菜、水果及其他经济作物研发者寥寥。并且，已申请品种大多是老产品的“修修补补”，缺乏革命性创新。

　　“关于种业竞争力，国际通常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表示，这个指标根据贸易进出口额得出。如果此指数低于0.8，说明优势很低，我国仅在0.2到0.3左右。”农科院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的王磊博士介绍。

　　“一女多嫁”

　　“我更愿意卖外国公司的种子。”胡国强（化名）在山东经营种子有近十年了，虽然说国产新种子越来越多，但是他觉得反而不如以前好做，跟国产品牌“相处太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女多嫁”。

　　种子培育一般需要10年时间，新品种在我国尤其显得珍贵。面对巨大投入，任何一家企业都希望获取合理回报，唯一途径就是授权，恰恰有人就在上边做手脚。

　　宋敏介绍，有人把培育的新品种稍加变化，一个品种就“变成”了4个甚至5个品种，这样就通过更多的授权。其实，在专家看来，这4个或5个所谓的新品种，都只能算做一个，因为它们的遗传特征都是相同的。

　　相比有些“新品种”的“聪明”营销，国外大公司就显得厚道多了。胡国强在这么多年的经营中，还从来没有发现一起“一女多嫁”的情况。伪新品会给经销商带来很大的冲击。“因为每个地区种子销量有一个固定的总量，我们大多据此决定购进多少新品种。如果突然出现另一家相同的品种竞争，一是利润没有办法保证，二是市场被挤压，原有购种量多出来的肯定卖不出，我们经销商损失会很大。”国外大品牌的销售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信息透明，“一个地区种子销量多少可以查到，基本不会出现种子积压。”

　　“一女多嫁”看似聪明，其实制种企业往往反受其害。王磊博士介绍，由于我国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尚不严密，盗版现象时有发生，大范围多处授权加剧了假冒的扩散，降低了品牌信誉度，算总账得不偿失。

　　研发积极性不高

　　市场放开后，我国种业市场规模攀升很快，2000年只有250亿元，2013年已经超过1000亿元，扩张了4倍，但是我国自有知识产权依旧偏低。除了育种超长的时间周期外，积极性不高不容忽视。

　　我国种子研发有两个途径，科研院所和企业，目前来看，研发投入与积极性与国际大公司有相当差距。

　　科研院所是我国种子研发主力，种业企业品种和专利申请量仅相当于科研机构一半。在种业研发上，我国长期采用公益性原则，通过各种科研项目无偿下拨资金，但是对于科研成果，尤其是具体产品，缺乏细致的量化考评指标。

　　宋敏介绍，一方面科研院所对于科研成果不易量化，另一方面，科研院所对于真正重大成果难以实施有效激励。“因为是国家拨款，研发被认为是职务行为，成果往往归于单位，这对于付出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心血的科研人员来说难以接受，育种专家会认为付出与回报不匹配，积极性不高就不难理解了。”

　　科研院所积极性不高导致科研成果很难产业化。科研院所的考核多以论文形式，只要培育品种某一个方面达标即为成功。但是某一项突出并不意味着可以推广，因为现实是，农民需要的是综合性能好的。“比如产量突破算成果，抗性突出也算成果。但是如果只高产不抗虫害、不抗倒伏，这个种子是卖不出去的。”这是科研机构缺乏积极性的另一个后果，就是成果纸上谈兵，离产业化十万八千里。

　　种业企业又如何呢？敦煌种业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吉祥一号”是敦煌种业主营玉米品种。2011年“吉祥一号”合法育种2万亩，但实际制种有30多万亩，非法育种到达合法育种的15倍！时至今日，“吉祥一号”依然被大量套牌。受此影响，敦煌种业2012年巨亏1.29亿元，2013年上半年亏损7550万元。“想要盗取一个新品种，一个玉米棒子的数量都不用。”王磊说。

　　“郑单958是我国培育的优秀玉米品种，种子销量约占全国总量的一半；但是这一半的销量中，大约有一半是没有经过授权的盗版。”宋敏介绍。千辛万苦培育的种子被盗，谁还会耗巨资研发新品？

　　粮食安全不仅靠18亿亩耕地红线，同样需要倚重的还有种子产业。育种是一个长周期、高耗资的系统工作，如果不能获取合理回报，就不会有人扎扎实实去做。宋敏十分感慨：“我国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但是农业科技人才的红利刚刚开始。不论是人才素质、数量，还是科研手段，我国并不输给发达国家。只要理顺关系，调动各方积极性，中国种业大有希望。”（央视网记者 郭勇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