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4日电 省钱不易，而把省下来的钱管好、花好，也不易。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拉开大幕之际，关于“政府省钱”这件事，引起了代表和委员的特别关注：2013年以来，随着中央八项规定的贯彻落实，各地各部门“三公”经费的节约成为普遍现象。然而，在为这种进步击节叫好的同时，“三公”经费年年被压缩又年年有结余、压缩下来的经费该往何处去等问题引发不少代表和委员的关注和思考。

　　“节约‘三公’经费是件好事，但好事应做到底。”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国贤说，“我们要为省下来的钱找到合适的出路，更要在财税改革的进程中尽快实现预算管理的精细化，做到该花的钱一分不少花，不该花的钱一分也拨不出。”

　　“省下的钱”和“挤出的钱”

　　正在北京参加人代会的全国人大代表陈舒曾多次参与预算法的修订工作。多年关注地方政府预算问题的她注意到，一年多来，在中央八项规定、“反四风”等多项禁令推动下，各地“三公”经费大幅下降，这里面既有年初预算时就节省下来的宝贵资金，也有经过一年厉行节约后“挤”出来的钱，而两者对比之下，如何安置好后一笔钱，成为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烦心事”。

　　“比如广东一个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据我了解，去年底的时候就有一些部门在‘发愁’手里的这样一部分钱，按照原定的计划，是花不出去的。怎么办呢？”她说。

　　事实上，不仅是广东，这种情况在各地具有一定普遍性。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就表示，以他所在的省份为例，年初预算安排“三公”经费下降幅度约为4.5%，实际执行后是下降21%，“结果就是更多资金被‘挤’出来，如何安排就成为相关部门下一步需要思考的问题。”

　　专家表示，和预算编制时直接“省”下来的钱相比，政府部门“挤”出来的资金在财政制度上有着不同的去向安排。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说，预算编制时压缩的“三公”经费可以调整到其他领域使用，在预算执行过程中节约的资金一般会成为财政结余，“也就是作为财政资金沉淀了下来，没有安排具体用途”；还有的则是结转到下一年使用，“三公”经费中一些跨年度的项目，就必须结转而不能结余。

　　马国贤说，和“省”下来的钱相比，各地“挤”出来的“三公”经费因为事先拨付、事后调整，应当成为关注重点，而且随着各地压缩力度不断加大，这笔资金其实也不是“小数目”。在县市一级，这笔资金可能在数十万到数百万元之间；在省一级，这笔资金就会达到上千万甚至上亿元。要想让群众从“三公”经费压缩中得到实惠，就不能光看数字上的变化，“还要进一步深究节省下来的这些经费去哪里了，是真正花到教育、医疗等群众能够受益的领域了，还是放在银行里‘睡大觉’或者改作他用？这才是更重要的。”

　　如何运用“花样百出”尚无统一标准

　　来自多方的信息显示，在一些省市的实践中，将“挤”出来的钱投入民生领域，成为一种较为常见的选择。但究竟什么算是民生领域，各地办法和标准不一，“花样百出”。

　　江苏无锡决定，从压降的“三公”经费中拿出部分资金，用于城乡特困户送温暖行动，对每户一次性发放1000元，惠及1.6万余户各类特殊困难家庭。无独有偶，山东省肥城市也将节省下来的部分“三公”经费用于帮扶2400余户困难家庭。山东还有一些地方将这部分钱用于帮扶困难企业解困，比如济南从压减出的经费中安排了5亿多元用于帮扶市属44家困难企业解决职工安置、医疗费用报销、改革改制等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做法，我认为各地这些摸索都是好的，但钱的问题还是不能搞‘差不多’，必须要细、要严。特别是‘挤’出来结余资金，越细致、越严，越不容易出事。”一位全国人大代表说。

　　接受采访的相关代表认为，考虑到近一段时期各地政府会继续在压缩“三公”经费上做文章，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出台规定，明确这些节省下来的“三公”经费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节省下来以后多长时间能用等问题，或者干脆编制预算的时候就明确要求把减少下来的经费编进民生等需要投入的领域，这样就能有效防止节省下来的“三公”经费“跑冒滴漏”。

　　在马国贤看来，人大代表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他表示，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和预算安排时“省”出来的钱相比，由于资金已经拨付给各部门，所以有部分“挤”出来的钱往往并不能顺利实现“转岗”“转产”，导致资金长期滞留在账上空转。“个别地方说‘三公’经费减少了，但实际上就是个‘账面游戏’，这笔钱很难返还财政。”

　　未来“三公”经费应“无钱可挤”

　　展望未来，一些代表和专家认为，在“省”钱和“挤”钱并行的进程中，实现预算编制、审查、执行、监督的精细化、科学化，最终做到相关经费“挤无可挤”，才是应当追求的制度建设目标。

　　“现在一些地方喜欢强调自己年终结余‘三公’经费的数字多少，像搞政绩工程一样搞‘三公’经费压缩，这是不正确的。政府本来就该节约，政府花钱的标准应当是花该花的钱、钱花得有效果。”马国贤说。

　　陈舒说，一些地区“超预期省钱”也不是一种合理状态，而是表明在预算制定上过于宽松，而这种资金大量结余又会导致预算需要频繁调整，直接影响预算的权威性、严肃性。

　　“在压缩‘三公’经费的同时，政府部门还必须搞清楚为什么能压缩，为什么年底还能有结余并制定出有效的制约机制，不能把‘三公’经费压缩变成一笔表面上看起来风光、却又年年上演的糊涂账。”她说。(记者王攀　冯雷　徐蕊　潘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