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鸣/画

　　文/羊城晚报记者 褚韵

　　3月15日实施的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文规定，餐饮企业设置最低消费，将被视为霸王条款。法规施行满月，记者巡城发现，市内不少食肆仍在或明或暗地设“最低消费”。有餐饮业老板表示，设最低消费实在是因为成本所需。对此，有律师表示，新消法更多的是希望引导“行业自律”，消费者实际维权存有一定难度。

　　消费遭遇

　　新消费法“毫无效果”？

　　清明小长假期间，徐女士想预约一个6人包间与亲友小聚，然而一圈电话打下来，发现几乎每间酒楼都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体育东路的广州酒家要1800元，天河东路炳胜4人小包间要800元，6人则要1600元，更夸张的是珠江新城的一家，包间最低消费是2900元。”徐女士觉得如此费用着实接受不了，“你说要是十几人也就罢了，6个人吃点家常菜，怎么吃得了？可要是在大厅，又确实太吵。”最后徐女士选了沙面一家西餐厅，没想到正准备入座，服务员就提醒“每桌收费最低480元”。不过，因为徐女士一桌最后来了六个人，服务员补充说道：“五个人以上就不设最低消费。”

　　其实，徐女士的遭遇绝非个例。

　　4月15日，新消法实施一个月，记者随机挑选了越秀区10家网评人均消费在60至100元的酒楼，以需预订一个5至6人就餐的包间为由进行电话询问，结果有4家设置了包间最低消费，有一家除了最低消费还要“服务费”，还有3家酒楼称自带酒水要收取“酒水服务费”或者“洗杯费”。“不是说新消法不允许最低消费吗？怎么说了也没执行啊？”对于记者的这个疑问，有酒楼回应：“一直都有的，这是我们的规定，如果您觉得不合适可以再看看”。

　　“要说有最低消费，其实也可以理解，可最烦的是每次服务员都劝我，多点两个菜，要不达不到消费标准，最后一看账单，比最低消费多出了一截。”接受采访时，不少市民都表示遭遇酒楼“最低消费”已经习以为常。“羊毛出在羊身上，没有最低消费，就收服务费呗，总价还是差不多，结果还少吃两个菜，更亏。”

　　事实上，本月初就有老广再不愿“忍气吞声”，与一家酒楼就“最低消费”打起了官司（详见本报4月3日A9版相关报道）。然而，尽管不少街坊都知道“新消法”对“最低消费”做了限制，但大多数人认为“难见实效”。“现在商家都精明，很少有人在酒店写明要最低消费，都是预约或者点菜的时候‘提醒’一句，最后发现费用不够，也是让你买多两个点心打包，事后你怎么证明呢？”市民林先生认为，“打官司告最低消费”实属“个例”，大多数消费者不会有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也不愿如此“较真”。这导致相关商家对法规“置若罔闻”。“这真是很不好，感觉就像法律爱怎么规定就怎么规定，但实际操作起来又是另一个样，这样会严重削减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行业者说

　　“最低消费”实出无奈

　　“‘最低消费’并不是餐饮行业故意要‘收高价’。而是因为包房‘翻台率’低，经营成本差不多是大厅的两倍。且不说独立洗手间、照明等费用，一个包房要两三个服务员，但大厅三张大桌也只需要两个服务员，人工成本真的很高。”有粤菜酒楼老板李先生用飞机头等舱和普通舱做对比，表示餐饮企业的包房“最低消费”其实只是正常商业服务“差别化”的一种体现。“两三个客人要一个大包房，消费几十元的情况也不是没有遇见，我们毕竟也是做生意的，总要讲个收益吧？”

　　不过，虽然持有这一观点，他的酒楼却早在3年前就取消了包房的最低消费，而改成“节假日加收10%服务费”。他坦言，很多客人对“最低消费”相当排斥，“服务费”主要是既避免房间空置，也弥补成本。“而且这部分多数给了服务员补贴，他们服务起来也更积极些。”

　　某海鲜饮食集团董事长则建议，与其采用“最低消费”，不如做好提前沟通。“有时候客人来店消费，一听要最低消费，顿时就会感到不高兴。香港很多餐饮店都不设最低消费，但他们会和客人做好沟通，咨询好客人的消费水平，然后根据客人需要再安排房间和菜式，这种做法值得参考。”

　　“广州餐饮企业设置最低消费的情况并不普遍。”广州市饮食行业商会会长区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包间的租金、服务员工资等成本等均高于大厅，设置适当的包间最低消费其实是餐饮企业出于保证利润的考虑。“有关禁止最低消费的法规肯定要遵守，但也要适当考虑企业的生存压力，而就算有最低消费，也应该考虑大众消费水平。”